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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董晓萍，1950年12月生，文学学士(1982)、文学硕士(1985)、文学博士(1989)、博士后（美国衣阿华大学，1994-1995）。自1986年起，师从导师钟敬文教授，学习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主攻明清民俗文艺学史。曾赴芬兰参加国际民俗学会约恩苏大学暑期学校培训，获国际民俗学会颁发的田野作业技术合格证书。1989年7月留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教研室任教至今，现任教授。著作有《民俗学导游》、《华北民间文化》和《乡村戏曲表演与中国现代民众》（合著，即出），译著有《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中国民众思想史论》等，编著有《〈三国演义〉的传说》、《〈水浒传〉的传说》等多种。现在主要从事华北民间文化和民俗学现代方法论的研究。 二战以后，世界上许多国家从反法西斯、反殖民统治的斗争中赢得了民族独立。继而，西方国家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一背景下，西方民俗学者的工作，一面是清理前辈的殖民思想史；一面是摆脱措手不及地应付现代化的心态，从理论走上了认同现代转型文化的新途径。从60至90年代，西方民俗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民俗学者回顾这段学术历程，有益于今后学科的建设。本文拟分以下四个问题对此进行讨论。 一、民俗与民族觉醒的概念 民俗学上的“民俗”的概念，自1840年由汤姆斯 (Willan Thoms) 创立以来，150年间，在这一学科里，已不知涌现了多少位“民俗学之父”。但是，连西方最好的民俗学者都承认，真正意义上的民俗学，也就是拥有自己的一套科学原则和研究领域的民俗学，是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才开始的，其背景特点是，在这一时期，发生民俗学的各个国家，在本国的社会、政治和历史等方面，都发生了不同以往的重要的变化 (Lauri Honko，1995)。按照这种分期法，包括国际公认的芬兰“民俗学之父”科隆父子在内的世界上许多伟大的民俗学开拓者，都只能列为学术先驱，而现代学者所说的“民俗学之父”，实际上是从德国的赫德 (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和日本的柳田国男等算起的。 现代民俗学里的“民俗”的概念，在大多数国家中，是与“民族”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民俗学科在自身建设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国家民族的建设，从而使自己获得了显著的社会地位。在“民俗”与“民族”的概念之间起联系纽带作用的，是对两者彼此认同的重要性的初步认识。在这一阶段里，赫德等民俗学之父的主要贡献，一是把“民众”一词界定为以新民族国家为蓝图的、哲学上的和理想主义的含义，如赞美民间诗歌是探索民众精神的取之不尽的源泉等，接下去推理，“民众”就成了“民族”的代名词；二是既然如此，他便呼吁抓紧抢救民众的文化，主要是农民和其它下层阶级所享用的文化，搜集他们记忆的口头资料，并把它们看作是整个民族的财产。赫德身后，格林兄弟继续了他的工作，还创造了一套后来影响到全欧洲的民间故事收集方法。但是这种理论思维的另一种倾向，是拒绝外来影响，认为它能摧毁民族文化的完整性，让民众陷入不幸福、不自由的境地。 今天，我们远距离地看待西方早期民俗学者的工作，不难发现，他们把“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众的民俗”这两个未必处处形影不离的概念，是怎样在事实上放到一种结构中的（参看Wilson,1976）。当事人倒不一定清楚这一点。当时民俗学家们的急切目的，只是唤醒人民，告诉人们他们是“民众”的这个“真实”的历史事实。 此外，由于当时现代社会的序幕已经拉开，现代化的进程和新民族国家的建设进程成了同步的过程，所以，民俗学家们还产生了另一种理论兴趣，即认为对“现代”的认同，如同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一样，是通过回顾历史的方式来完成的；其潜意识是相信，宣传具有一种共同文化遗产的思想是必须的，因为它既能凝聚民众群体，又能引导民众走向未来。于是，在这些西方国家一面滋长早期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嗜好民俗古物之风，一面在实施现代化的基础工程。两者在理论上平行延伸，又在实践中交错互生，这成了早期民俗学建设中的一个特定的事实。 早期民俗学者的理论与实践，形成了本国民众观念的双重概念。德国民俗学家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认为，20世纪初叶，在不少欧洲人的身上，就有双重忠诚的现象：即在感情上，忠于小区域的民族（或种族）的群体；在作为抽象的国民的身份上，则忠于国家领土版图范围内的大群体。这样一来，传统的民俗民族化的号召，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两个后果：既忽略了民族（或种族）之间的差异性，也忽略了民众在其他方面的相互沟通的需求。 但是，二战以后，西方文化的格局发生了变化。以欧洲为例。欧洲各国的联系，转变为以现代政治结构的联系为主，以民俗传统的价值观和凝聚力的联系为辅。现代世界的生活充满了令人烦恼的纠葛和错综复杂的压力。生活方式无章可循，时髦的新潮一个接着一个，让人总也没有稳定感和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重新寻求稳固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且希望这种社会联系必须牢靠，必须值得。为此，鲍辛格敏锐地指出，这恐怕才是现代民俗意识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深层根源。 关于现代民俗意识，鲍辛格把它界定为：是一种态度、符号、价值观、思想观念和情感的组合体。他认为，它渗透在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当中，给他们以聚合感和归属感。它还增强他们的自我调适能力，帮助他们去适应现代社会变幻无穷的日常生活。 鲍辛格还特别提出，应该研究现代社会的民俗的功能，比如：(1)相对于现代社会给人们带来的危机感而言，民俗给人们以透明感和认同感；(2)相对于现代生活方式的流行化、一边倒的趋势而言，民俗还给人们以具体的、多样化的世界；(3)相对于日益扩大的流动人口大军而言，民俗给人们以自信，给人们以回家的感觉；等等。他还乐观地分析说，比起老一代民俗学者，现代民俗学者更加努力地致力于不同民族（种族）之间的文化接触。现代社会也为之开辟了广阔的舞台，如安排国际文化交流项目，通过旅游观光增长见识，举办由年轻学者参加的国际会议和国际学术研讨班，进行综合治理环境的合作，开展国家间的双向人才培训和推动建立跨国友好城市等(Hermann Bausinger,1982,199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