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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世纪30年代，处于“昭和危机”②之中的教育界大兴乡土教育。文部省还向师范学校下发乡土研究设施费，以开展乡土教育活动。此时，柳田国男极力提倡“乡土研究”，与当时的乡土教育划了一道分界线。柳田在《乡土研究与乡土教育》一文中指出，乡土教育的缺点在于只能知道本地的情况，强调乡土研究则不然。本文开头引用的那段文章也出自《乡土研究与乡土教育》。其中还有一节常被人们引用的话，“并非要研究乡土，而是要在乡土里研究一种东西。那种‘东西’就是日本人的生活、尤其是整个民族的过去。要在各自的乡土上透过乡土人的感觉意识去重新认知它。”这就是乡土研究。此外，柳田还强调乡土研究具有非乡土之人无法感受到的特性，因此乡土人研究乡土这一点格外重要。有学者论证过柳田国男的一国民俗学论正是从与乡土教育运动的对立中形成的。 秉承柳田国男乡土研究的意向，1935年成立了“民间传承会”，160多名首届会员中有20多名小学教师。该会的成立宗旨里这样写到：“民间传承之学问，目的在于通过认真地观察以及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精密的比较研究，回答国民对社会生活的许多疑问，并通过这种研究对国民生活将来的发展提供实证”。（1953年5月）其宗旨强调了在研究基础上的社会还原问题。 人们说柳田国男的多数论著是以学校教师为读者对象而写的。竹内利美氏认为乡村的发展取决于正确认识生活传承，他和小学五年级的55名学生一起用一年时间调查村落生活写成的《小学生调查的上伊那川岛村乡土志》，作为涩泽敬三主编的阁楼博物馆（Attic.museum①）丛书第一册出版。当时身任大阪府下取石村小学教师的著名民俗学者宫本常一也与本校六年级学生共同调查，编写了村落、故事与传说、生活作文三部曲的乡村生活志（1936年出版发行）。宫本是一位以其一生体现了民间传承会成立宗旨的民俗学者，他的民俗学出发点是小学教师，并受到师范学校恩师森信三以及芦田惠之助教育运动的极大影响。 战后，和歌森太郎的历史教育、柳田的社会科②都继承了这一传统。1978年政府修改学校学习指导大纲，建议把民俗学的成果运用于中学社会课程和高中日本史课程。与此相应，日本民俗学会专门成立了学校教育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报告书《民俗学与学校教育》也于1989年出版。但报告书并未提出类似民间传承会成立宗旨那样的建设性意见。 四 柳田国男与高木敏雄于1913年创办了《乡土研究》杂志，下面一段话并非与30年代的乡土研究直接关联，但是在论及乡土志编撰意义时常常被引用。“明确每一处乡土是如何发展至今的、它有怎样的约束和行进的方向、它在怎样的环境条件下生存，有志者应以此材料为基础探讨今后怎样使乡村得以存续并日益美好”。（《乡土研究》，1914：2-7）柳田民俗学始终贯穿着经世济民之学的观念，并认为在坚信过去（祖先）·现在（自己）·未来（子孙）之连贯性的前提下，在展望将来时可以向当事者们提供基础资料和可资判断的资料。柳田民俗学并不高喊口号率先去行动，他的态度是促使有志的乡土人士的觉醒和奋起，由乡村里的教师们和有志的青年人实施乡土研究。 以上简要介绍了民俗学与学校教育的关系。我们有必要记住，日本民俗学会的前身──民间传承会是由热心的小学教师们支撑的。他们了解乡村的过去和现状，为了乡村的发展调查乡土、研究乡土，他们使乡土研究的性质和目的进一步明确，促成了柳田《民间传承论》（1934年）、《乡土生活研究法》（1935年）的成书以及柳田一国民俗学论的形成。 今日的日本民俗学并不完全等同于柳田民俗学，然而无疑它继承了柳田民俗学的很大部分。但是它没有继承下来柳田民俗学所具有的经世济民的抱负和实践性。为与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为伍，它过于追求本学科的科学性而失落了最为重要的本学科的学术目的。今日的日本民俗学止步于满足从事各种课题研究。 在此提一些个人小事。我本人于1970年考入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史学方法论教研室民俗学专业。当时那是国立大学里惟一的作为一门独立专业的民俗学教学之地。在研讨会和大冢民俗学会上人们争论常民、重出立证法、民俗周圈论、民俗地图、民俗变迁等民俗理论问题，民俗调查的方法论也日渐完备。我与他人一样奉读了民俗学入门必读的柳田国男的《青年与学问》、宫本常一的《被忘却的日本人》，同时在追求科学性的学问派倾向和学问救世的实践派倾向之间摇摆不定。在当时校园斗争的时代，各个学科都发出了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做学问的疑问。农学部综合农学教研室以建立立足于农民的农学为目标，在成田设立了研究分室，开发参拜成田不动明王的纪念特产咸菜、将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民间疗法引入正式医疗方式、实验可以解除疲劳的麸糠浴等等。语言学研究室于1972年至1975年创办了6期《走向田野》，在创刊词里强调了亲身经历生活的重要性：“脱离既成的语言观、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不受来自书本的间接性知识的束缚，投身于活生生的语言环境，在直接性语言经历的基础上认识语言，这是研究生活语言最重要的一点。现代是信息泛滥的时代，人们疲于学习、掌握大量的间接知识，已经没有余力实行源于直接经历的实感性研究。”语言学专业的学生甚至提出了丢弃书本走进田野的极端性理论。身处其中的我，开始自问作为本是一门在野学科的、以乡土研究为起点的民俗学科的学子，单纯把田野作为调查的场所是否正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