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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今关于市民社会最为重要的理论来自一位盎格鲁-捷克社会学家伊内斯特·格尔纳(Ernest Gellner)，他最新的主要著作出版于一九九四年，名为《自由的状况——市民社会及其敌人们》。这部著作的主题是探讨西方取得对苏联之胜利的历史原因。他认为作为独立于国家的一整套制度的市民社会的繁荣，植根于私有商业经济，而这种经济在苏维埃的共产主义中完全是被压抑的，因此苏维埃的共产主义最终就不能抵御西方在市民社会保障下的高生产率和政治自由。看起来，这是对当代世界图景的很不相同的观照方式，这一图景源自东欧各国决心也要享受西欧人的生活条件。它不是建立在传统(区域的或国家的)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如果我们问，为什么格尔纳不把西方的胜利归结为“民主”的优越性——如西方意识形态的官方说法那样——而是归结为“市民社会”的优势时，答案就显现出来了。 格尔纳明确地拒绝民主是可以替代市民社会的另一个词汇。他的确有相当的古典自由主义立场，认为自由需要的是国家的不干涉而不是必要的多数统治。然而，更重要的原因不在此处。他说：“民主模式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制度和文化在先，它不是后于民主决策的。民主，就像市场，在一个完全安排好的结构中，是得意洋洋地作出次要决定的极佳方式，但如果没有不断重复且不断出错，就不能对包含各种价值体系的总体性社会结构加以把握并进行决策。民主模式对大多数问题不适宜，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逻辑问题。并不是说用民主这种方法大多数问题不会得到很好的处理，而是如此设想本身就没有意义。我们的文化给予我们身份：那么，当还没有自我，没有身份，没有价值眼光或整套的价值观，——而这是使这一选择得以完成的保证，——谁来选择我们的文化呢？ 换句话说，开始时显然是西方胜利的制度性原因，最后也陷进文化领域，成为其优越性的最基本的特殊性。因为含义是含糊不清的：如果民主被拒绝作为一种解释(因为它是从属于文化的)，并且，市民社会将取代民主而被视为解释方式，那么随之而来的结论是市民社会本身的构成终究将是文化性的。这一点很快就在格尔纳著作副题中的复数名词上得到证实：市民社会及其敌人们(Civil Society and its Rivals)。因为，按照他的解释，虽然苏联这个敌人业已被击败，但市民社会的其他重大的敌人并未被击倒，好战的伊斯兰依然存在而且日益繁盛。在他眼中，成功的经济现代化并未在任何积极意义上使社会多样化。也就是说，它是仍然在抵抗西方文化的另一种文化。除穆斯林世界外，格尔纳确信，在远东，如日本或韩国，更不用说中国，社会的经济成功，看来并不是基于有自身特色的个人主义的“西方市民社会的标准化的社会精神气质”，而是基于“本质上保守的、整体论的、传统的”文化。他悲观地作出结论：“不论我们是否喜欢，那个为低效经济带来死讯的要命的天使也并不总是为自由服务的。”转了一大圈，我们又回到了亨廷顿的恐惧上。 新的“文化热”的兴起——文明认同是文化，经济效率是文化，市民社会也是文化——在关于资本的意识形态中并非没有受到挑战。经新古典经济学完善的纯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对冷战后的世界仍然是极为有力的阐释框架，但它全然忽视了随历史进程而变化的文化差异。根据这种观点，全部的问题都归结到一种具有普适性的解决办法上，即降低成本的竞争，并认为在这种竞争机制的压力之下所有的社会都会渐渐趋向平等。把这一观点理论化的是美国重要经济学家保尔·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他认为，文化的优势或工业化政策并不能避免自由市场竞争：所有的社会或早或晚都将达到一个共同的水准，这是普遍的和不可改变的。 克鲁格曼的理论正作为一种具有同质性的系统得到重新确认，无论是对特定的霸权力量还是对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均是如此。但是今天它被一种同是市场普遍主义但却更为悲观的说法投上了阴影。提出这种极具说服力的更加阴暗的看法的是美国思想家、军事战略家爱德华·路特瓦克(Edward Luttwak)。他的观点正与克鲁格曼相反，认为当今国家间的竞争要求国家寻求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地缘经济学”，以便把竞争优势扩大到最大限度，如果必要的话就采用补贴和保护的方法。然而，路特瓦克总的看法是，今天的资本主义如涡轮机一样压力日增，其技术力量从根本上加速了社会变迁的速度，摧毁了每一种传统的、职业的和个人的保障，这一令人不可忍受的倾向正出现在所有发达工业化国家的人民面前。“现在，甚至在经济零增长的时候，结构性变迁也非常迅速，而当经济的确在增长时，变迁的速度就更快。发动机如此旋转着，碾压着芸芸众生和人际关系，甚至当它停止不动的时候，也是如此。”无论是传统的右派和还是老式的左派对这一史无前例的历史风暴都无力回应。所以巨大的政治空间就留给了“质量上乘”的法西斯党派，它通过为全球化设置障碍，增强了如今居于主流的白领大众的保障地位。路特瓦克写道，“没有必要一定要知道如何拼写‘礼俗社区’(Gemeinschft)或‘法理社会’(Gesellschaft)才能辨认由今天的涡轮式资本主义产生出来的法西斯偏见。”斯宾格勒以前的结论，在不同于他本人所确认的情况下，又重现于今天的世界中。不过不是资本主义终结了乌托邦，而是对于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式的观念，即把资本主义视作一种平和的稳定的秩序的观念，在这里终结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关于时代的阐释都来自右翼，或中间派。那么左翼呢？在左翼的领域有一种洞见，以极为惊人的想象力提出了理论上的对立面。弗雷德里克·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包含了关于时代的具有同质意义的理论难题。詹明信阐明了当前保守主义话题的发展方向，并指出这是以“历史的衰落感”和“空间的新兴感”为标志的时代。詹明信把文化看成是理解时代特性的主要手段，但却是在全然不同的理论范式下来处置这些难题的。这比任何右翼的思想家的理论都更具有一致性并且难以反驳。然而，这里的文化既不是区分多种文明的界碑，也不是识别生产效率的分类编码，而是一件资本主义新阶段的非凡的法衣，它同经济自身一同不断扩张，并第一次真正像行星般地在全球周游。换句话说，文化现象并不与全球化现象相对立，而是全球化现象的最引人注目的表现；而经济的发展，与其说是受到多种文化动因的制约，不如说是被某种决定了生产和消费方向的单一文化因素所左右。这种所谓有单一的文化因素，正是后现代主义。 我们已经看到，从本文一开始起就讨论的这两个著名的概念，是怎样在确定其意义的理论斗争中一次又一次意外地受到政治的制约。文明，一度是进步的启蒙思想一面令人骄傲的旗帜，在德国保守主义手中却变为一个颓废的污名；市民社会，这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术语，在当代自由主义的词汇表中变成了值得称赞的引人注目的事物。这些蜿蜒曲折都导向了右翼理论，而在詹明信所赢得的对后现代这个术语的控制权中，我们又看到了另一面。这个原本是自足的或非政治性的并与现存秩序有共生关系的术语，被革命性的左翼用惊人上的智慧与能量改变了原意。在这个抗拒革命的霸权时期，人们所熟悉的每一个左翼的航标看起来都沉没在自波旁王朝复辟以来未曾有过的狂喜的反动浪潮之下，左翼在种种历史变迁中却终于获得了理论上的胜利。毫无疑问，它提供的认识当代世界的框架，是这样令人难忘地——既充满诗意又讽刺刻薄地——抓住了充分同质化了的文化世界中居民们最深层最鲜活的生活经验。 在詹明信的叙述中，后现代性既是全球性的又是地区性的，它所形成的多国资本的世界空间，并未耗尽地球资源或历史资源。后现代是一种文化“要素”，而非一个完整的系统。它可以容纳那些残存的或突然产生的反对它的种种文化形式。在这个(无论比过去任何时候复杂多少倍的)资本主义世界仍然分裂为在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差异的许多地区的条件下，它还能怎样呢？詹明信指出，在目前，还没有新的集体劳工力量能在国际范围内形成与多国资本主义争夺霸权的势力。在发达资本主义的领地内，“我们还处于低潮，没有人能说明我们还要在这种状态中呆多久”。但是，将后现代、现代和传统主题统合在一起的新的文化创造和政治对抗形式在中心之外继续繁荣发展。詹明信在台湾看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最令研究者振奋的国家电影工业，他写道，“这是因为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即使是中心也被边缘化了，关于边缘的不平衡性和来自晚期资本主义经验的不平衡发展结果的表述，要比衰落的中心所能作的任何表述更加强烈有力，更加意味深长，而且，尤其是具有更加深刻的象征意义。”由后现代性所书写的资本主义空间的重大扩张也意味着这一点。“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非殖民化与国家解放运动的巨大浪潮之后，世界各民族的新的自我意识”已经滋生出来。这里，文明和文化的保守主义理论家的预言也有了人口统计学上的依据，那就是“各民族中所共有的趋势的日益扩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