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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晃十年了，一直教着一门课“中西文明比较”。这课程原是一对美国老夫妇设计的，英文名叫“WesternCivilizationwithChineseComparison”。老两位倾注了心血，特意编撰一套英文教材，还在国内出版了。后来年龄大了，外国专家局不肯再发签证，老两位只好忍痛移交。课程交接时，我去他们课上，偌大的阶梯教室，黑压压坐满学生。是必修课，整一学年的研究生都来上。隐隐地，我感觉某种情绪在教室里弥散。后来，自己上课就明白了，第一次课有学生诘问：到底什么是文明？这门课想说明什么？其实，翻一翻字典，各种“文明”解释汗牛充栋，能编出个小册子。有的说“civilization”一词出自拉丁语的civilis，指城市（civitas）或市民（civis），与狂野荒蛮之蒙昧对立，乃法国人十六世纪的创造。有的说，本词描述“有组织、有系统的高级文化和制度”之类。如此说，无异隔靴搔痒，学生越听越糊涂。翻开外教编的教材，从色诺芬、柏拉图到德里达，从孔、老、庄到毛泽东，世界名人典籍均有摘录，厚厚一大本，图文并茂。别说学生如坠雾里，我也才看了十几页，就揪下了一把头发。是啊，这书到底想说点什么呢？ 我们中国人最能对付，任务既接下来了，硬着头皮也得上。每学年总结经验，改进教学形式和内容，一直在修修补补。知识单元越来越细分，突出专题讨论，问题与具体现实勾连，让课程更具操作性。内容也年年更新，讨论日臻尖锐，但终未逃出耳熟能详的“文明”框架。其实，无论材料多新，话题设计再刁钻，倘不揭开“文明”的面纱，学生终究难识庐山真面目。挂着“文明”的羊头，底下卖的是什么货色？让学生泛泛了解点中西文化？有名无实地比较一下中西文明史？我知道有不少学校开了这门课程，有形而下者，上悬“文明”大旗，课上摆摆西方国情的皮毛，甚至连待人接物、餐桌礼仪、烹调食谱之类也统统塞给学生，美其名曰“文明素质教育”。别以为学生年少可欺，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我第一次上课，就有学生发难：看似平等对待中西文明，不偏不倚，其实课名已道破实情：“WesternCivilizationwithChineseComparison”——参照中国文明宣讲西方文明，课本的西方部分尚有线索，章法有度，到了中国部分，净是些阴阳、气血、风水、二十四孝之类，神神道道，不知所云。 二 平心而论，外教隔岸观火，不懂中国文化脉络，情有可原。西方汉学有大量扎实厚重的英语文献，替换课本上的中国部分并不难。准备课件时，留心援引扎实的汉学成果也就是了。但问题并非出在是否公平对待中国文化上，而在于我们的“文明观”本身。一年年课讲下来,体会越来越深，开口闭口讲“文明”，什么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文明进步、文明行为，似乎是讲“道德”“高雅”“修养”等褒义，也即中文原有之意。当我们在civilization对译的含义使用时，意义就不同了，是晚清引进的日文。民初，国人以“文明”对应“洋务”，文明戏、文明帽（礼帽）、文明火（火柴）、文明车（自行车），径直可翻成“洋”字。后来，“文明”的地位渐渐攀升，有“高大上”的意味，暗含“先进”———即以西方文化为标尺的判断标准，文明代表“进步”，如果西洋是历史时间轴上的“未来”，“东方”则身处“过去”，文明乃历史脚步的方向标，已深深嵌入了我们的集体无意识。当然，西文中的文明也很“中性”，随十九世纪考古大发现，civilization一词演变了新意，命名曾高度发达过的古代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希腊、中国文明。如此用法表面带有学术客观性与描述性，却暗含了“过去时态”——曾经文明，才与“民心”并行不悖。在形容词格上使用“文明”时，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便呼之欲出，何为先进、孰为落后、怎样进步、如何保守、谁更开明、哪个野蛮，无不隐含其中。 谁认真追究过这满负偏见的概念的缘起？“文明”怎就成了我们判断良莠的标准？尼采写过《道德的谱系》，对道德的发生史刨根问底，善恶之辩并不超越时空，各种价值无不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语境。而我们以“文明”划分优劣，却不反思它从何引入，传播过程中有何历史偶然，只信它不言自明，属于普世价值，无须论证。所以，学生比较西方哲学与中国思想时，情感上不愿接受自己的文化劣势，理智上却无从辩护。弘扬祖国文化遗产，往往博得同情者多，心悦诚服者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现代知识范式里，非西方思想已无立锥之地。除非你做这样一件事，从根基处质疑今天知识结构隐含的前提。不久前三联书店出版的《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它从西班牙、葡萄牙全球大探险谈起，殖民者为征服外化之地，需要将世界区隔成文明与野蛮两界，而建立起“文明秩序”，跟着殖民的步伐，欧洲“文明观”也随之传播到世界各地。下面的章节则考察日本启蒙思想家如何接受、复制和传播“文野之分”观念，然后追踪中国学者主动从日本转口舶来泰西之说，心悦诚服地内化到本土知识之中，从而构造出我们当今的世界观。这本大部头跨越历史、地理、思想史、博物学和文学等多个学科，以知识考古解构“文明”这个真理话语的专横。 三 据本书主编刘禾考证，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有开拓精神的两大强国葡萄牙与西班牙，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先后划出两条地球子午线，将欧洲以外的世界归入“荒蛮”之地。从大西洋分界线以西到太平洋分界线以东，一半地球归西班牙；大西洋以东至太平洋分界线以西，另一半地球归葡萄牙，两界皆划分出征服荒蛮之地的势力范围。所以，文明观滥觞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目的是划分欧洲“文明界”与新发现的“野蛮界”。文/野之分并非争个名分，而是为“文明世界”立法。文明国度间或因拓荒而发生争执，须有国际法依循：欧洲界内大家互敬主权，国与国之间依法按律谈判与交易；一旦远征欧洲以外的荒蛮之地，领土则属“无主荒地”（terranullius），野蛮人既无主权，也不享有土地所有权，即“法外之地”，文明人可以武力征服之。两个世界适用两套法则：文明界援引理性原则，国际法和人的基本权利普遍适用，无论个人还是国家均有守法之责，也受法律保护；而化外之地，则依循丛林法则，国际公法鞭长莫及，蛮人只能理解暴力的逻辑。如此内外有别，各适其适。“友好界线”内，欧人执礼如仪，君子风范；友好线外，殖民者杀伐蛮横，风雅扫地。难怪大清文献称洋人为“直脚鬼”，与欧洲文学里的名媛雅士相去甚远。 但毕竟亚洲帝国有高度复杂的社会结构、成熟的经济形态，将古老灿烂的文明斥为荒蛮，不尽情入理，所以得进一步细化。后来就出现了savage（野蛮）、barbaria（蒙昧/不开化）、half-civilized（半开化）和civilized（文明）四个等级递进，最高一级为enlightened（启蒙的）。文明秩序这才日臻完备，载入史册。大清和奥斯曼等化外帝国，被册封“半开化”之列，有凭有据。征服半开化帝国，比殖民荒蛮之地要麻烦些，得履行个手续，即我们耳熟能详的“不平等条约”。不论条约是否平等，双方对坐谈判桌上签字，不也象征文明国与半开化国法律上平等吗？不，西方列强有“治外法权”，文明人如何能受大清、奥斯曼野蛮司法管辖之辱？ 到十九世纪初，欧洲历史学、政治经济学、人种学、语言学、政治地理学和进化论，均已深入人心，文明等级也经典化，编入各国教科书，写入国际法。清末民初，我们的文化先贤主动翻译、出版文明启蒙读物，开办新学，编撰新教材，启发民智，点化“群氓”。严复翻译《天演论》，康梁二公以盗火者自任，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推销泰西文明之说。《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有一章，梁展写《文明、理性与种族改良：一个大同世界的构想》，考证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受了传教士编撰的地理博物志启发，杂拼西方人种学的滥调，凝结成一部《大同书》。他的“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皆出自科普性的欧洲人种论。从小册子里，康翁得知美洲爱斯基摩人、印第安人与华人同种，属蒙古人种，于是说“美洲土人皆鲜卑移种，遵海而南，得墨西哥而居”。南海先生浪漫地设计在巴西建立理想国，将“新中国”的未来遥寄拉美乌托之邦。后来，中国思想界种种激进情怀，皆有《大同书》的残影。文明等级虽源自欧洲，日本版的“文明论”比欧版还激进、偏执。赵京华写《福泽谕吉“文明论”的等级结构及其源流》一章，从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出发，穷幽极微，剖析日本知识界自卑与自大的根源。这貌似矛盾的情结，其实为相伴相生、难分难解的一体两面，映照出日本军国主义的心路历程：先谦卑地接受半开化蛮国地位，然后知耻而奋起直追，狂热模仿殖民者的先进制度，以大国崛起与西方列坐抗礼，再杀回东方，殖民周边“未开化”的邻国，最后遭核打击国破家亡。本来差异多样的文明生态，被福泽叙述成生物链上的优胜劣汰，如此简化、庸俗的社会进化论，影响了几代中国学人。 梁启超从盗火者手上再窃火种，吸收福泽的“泰西思想”，创立自己的“新民”学说。梁任公墨势淋漓，以化腐朽为神奇的妙笔，写“文野三界”之说，远胜日版“文明阶段”论，比欧版原装更具雄辩，也更紧迫，不容置疑。谁反对新学，谁是文化“拳匪”。以呼唤新人与新社会，来颠覆旧社会的一切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