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者编选的《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上下册）一书早在1994年就出版发行。回顾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历程，我们确信无疑地看到，中国神话学的兴起和发展，是与近代中国的觉醒意识和新文化运动分不开的。选入这部书里的98篇总计100万字的论文，林林总总，粗线条地为读者勾画出了中国神话学发展史的轮廓。 值得入选的文章实在是太多，但限于篇幅又不能不割爱，因此舍弃了许多本不忍释手的佳篇。许多文章虽属重要的论著，或由于原作篇幅较长，或由于其他原因，为了容纳更多的作者的著作，也不得不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作了适当的节略。我不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但这是别无选择的选择。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多数是由于版权上的原因，个别的由于尚未收到作者（及其后人）的允许编选的答复，致使好几位对中国神话学作出过一定贡献的论文没有能够选入本书，使我深感遗憾。 当年编选时，我选入了历史学家杨宽先生写于1938年的《中国上古史导论·综论》。这篇名作发表后，曾收入吕思勉、童书业编著的《古史辨》第七册。但在征求作者的意见时，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一时联系不上杨宽先生。无奈中只好通过朋友、旅居日本的台湾神话学家王孝廉先生转致我的信件。此后，我们多有信函来往，由于日久年深，现只找到保留下来的3封。这些信函不仅勾勒出了编选《选萃》的一些想法，也发表了他个人的一些见解。在整个交往过程中，杨宽先生把他的几部新作辗转寄赠给我作为纪念。 杨宽先生的信函如下。 第一封：1992年10月19日致马昌仪，寄自美国 昌仪先生： 王孝廉先生转来大函与委托书，均已收到。 承蒙将五十年前的著作《中国上古史导论》中部分章节编入大著《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中，自当同意签署委托书。兹将签署的委托书附上。 中国古代神话，曾是我青年时代研究的一个主题。《中国上古史导论》原是1937年执教广东省立勷勤大学教育学院文史系时所编的讲义（当时曾排印而发给同学），想不到此书在国外的影响远比国内为大。日本著名学者贝冢茂树在194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中即有推荐与评论，因而在日本影响很大。 承蒙索取我的简历与新作，兹将《中国皇帝陵的起源与变迁》日文译本所附简历复印寄上。近年我并无神话学的新作。新作都是中国古代史方面的，如新版《战国史》（1980年）、《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1982年）、《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1985年）、《中国皇帝陵的起源与变迁》日文译本（1981年）、《中国都城的起源与发展》日文译本（1987年）。即将出版的有《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专此奉复，敬颂 著安 杨宽 1992年10月19日 第二封：1994年12月19日致马昌仪，寄自美国 昌仪先生： 大作《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已转到这里，大函亦已转来。读了大作，感到十分亲切，如同见到了许多阔别已久的老友。读了大函，很是高兴。承蒙欣赏半个世纪以前、青年时期的旧作，颇不敢当。厚厚一册的顾先生年谱，承蒙寄到我的上海通讯处，亦早已转到，并曾拜读，请代为道谢。 中国神话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它的逐渐创立，经历了风风雨雨的错综复杂而曲折的历程，到今天已进入到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深感荣幸。从此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广泛地交流融合，取长补短，相互推动而得以蓬勃发展了。在这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刻，回顾和检讨一下长期发展的历程，以便脚踏实地的再出发，是很重要的，此中有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可作为今后发展的借鉴。大作虽是一本汇编的论文集性质，由于深入地搜集、发掘、抉择、剪裁和编辑，确实勾勒出了这门学问发展的脉络和轮廓，反映了此中不同流派交错进行的经历和贡献。尽管这些文章都是早已发表的，从不同角度观察，发表了彼此相同或相异的见解，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发挥了特定的作用。很希望继此而作的专著能够早日写成出版，先睹为快。 大作中收有郑师许一文，读了特别高兴。郑先生是我早年好友，三十年代他和我曾一起主编上海华文《大美晚报》（《大美晚报》原为英文出版）的《历史周刊》，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间曾是上海博物馆中工作的同事，一九三八年曾同执教于广东勷勒大学教育学院文史系，拙作《（中国上古史）导论·综论》正是此时所写成，曾得到他的鼓励，而且我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就发表在那个《历史周刊》上。可惜他死得太早，留下著作不多，学术界不了解他。他是广东东莞人，抗日战争前，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上海博物馆艺术部主任，抗战时期任勷勒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为人刚直，据说解放初期离职，不久即病死。 承蒙关心我的著作的整理和出版，目前我正在补充修订未完成的旧作。此间没有冬天，树林四季常青，目前正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是老人修养之地，因为习惯于此，很怕到别处去了。预祝明年召开的中国神话研讨会，取得继往开来的巨大成就。 特此敬祝安康，恭贺 新年 杨宽 1994年12月1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