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本文从一份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形成的书稿着眼，发挥了作者关于文化遗产的现代意义的一点见解。文章认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叠合着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多元背景与多重价值，佛山东华里经历社会变革而被保存下来，并被评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正是这样一种历史过程的体现。面对“文物”的不断升值与周边街区及景观的毁灭以及社区生活消逝的过程并行的悖论，地方文化遗产的价值如何能够得以实现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难题。如果将文化遗产从社区生活脉络中完全抽离出来，其文化内涵亦将消失。 【关键词】文化遗产；佛山；东华里；现代性 在感觉上不算很久远，但仔细想想又已经过去很久的那些年代，当时并没有什么“广佛同城”的说法，不过，住在广州的人并不像现在那样把佛山看成是异乡（城），周末或节假日，一早去佛山饮个早茶，到祖庙逛逛，在中山公园流连，在洁净的旧街上漫步，买几筒盲公饼，再到石湾买几件陶瓷器皿或陶公仔而归，是一种寻常的假日消遣。我已经记不清楚第一次到东华里是什么时候了，只记得有一次到佛山时，逛完祖庙，穿过一条稍稍曲折的街巷，就走到了东华里。说实话，那时其实并不觉得东华里有什么太特别之处，因为那个时候，这种形制的房子，在广州、佛山，以至珠江三角洲城乡各处，都是非常常见的。印象中只是这些房子盖得比常见的要靓一些，架势一些；尤其是青砖质量特别好，经过时总会走近去摸一摸，发出一声赞叹；短短一条小巷，两边排开如此整齐的大屋，也很气派。那个时候，东华里的房子还居住着不少的居民，我们这些外来人闯入时，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扰乱他们生活的节奏。这里留给我的印象和感受，和整个佛山充满人情味的基调一样，散漫着静谧的气氛与和谐的节奏。 后来，广佛之间的交通越来越便捷，有了高速公路，有了海八路，最近又有了地铁，不过，我们去佛山的次数却似乎越来越少了。已经有很多年了，我几乎再没有为着消遣而去过佛山，每次前往，都只是陪客人去参观考察。而每次到佛山，都好像进了一座陌生的城市，弯弯曲曲的街巷越来越少了，笔直的马路不断延伸着，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以往去佛山，不需要地图，就可以随意到处走走，现在如果离开了地图，就会迷路的。祖庙、东华里仍然是一个必到的去处。虽然佛山每天都是新的，但走进东华里，外观的一切依然如旧，时间好像凝固着，永远地停留在过去。不过，每次重新到东华里，我内心的感觉其实有着一种不知不觉的变化，随着东华里先后列入“市保”、“国保”，成了一件“古董”，渐渐远离普通人的生活，成了赏珍猎奇的胜地，慢慢就没有了早年到此地的那种感受了。这种变化在悄然发生着，我从来也没有很清楚地意识到，直到数年前读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朱嫦巧同学的博士论文时，才猛然觉悟，涌出一种莫名的焦虑和疑惑——大千世界在变，我的感受也在变，难道东华里真的不变吗？从这篇作品，我似乎找到了答案——经历着现代化的变迁，在物质形态和外在景观上没有变化的东华里，其实已经渐渐变成了另一种物事。正因为朱嫦巧的博士论文启发了我去思考东华里在我心中的变化，当知道作者要把论文修改成书稿，以《文与物：国保单位佛山东华里的构建》为题交付出版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借几页纸写下一点感受和想法。 在中国，过去很长时间以来，所谓的“文物”，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历史文物”，一类是“革命文物”。这种区分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就是所谓“文物”，本来应该是已经在那些远离今天的时代留下的，远离了日常生活，具有鉴赏或纪念价值的稀罕之物；还有那些与历史文化名人有关系的物件，虽然本身不属珍奇之物，但因其渗透着的“珍奇”人物之气息，自然也分属文物。而革命文物就物品本身而言，大多属于平常家什，只是由于上面记录着革命的业绩，是革命成功者的圣物，也就成为另类的“文物”了。在这样一种既定的认知模式下，东华里这种民居建筑也得以厕身于文物之列，也许首先应归咎于人类学、民俗学改变了人们的知识体系，进而逐渐改变了各方人士的观念，尤其是历史学者的眼光转向基层社会和日常生活，令到锅碗瓢盆一类日用破烂也能成为宝贝。最近一些年来，“民俗文物”一时成为文物界的宠儿，在很多“专家”的推波助澜下，这些“日常”的物体，甚至成了“地方文化”的主要载体，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另一方面，不知是有意配合这个转变，还是纯属偶然的巧合，在最近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城乡各处急速地奔向“现代”，人们对旧东西的厌弃与对新事物的热情，令到旧的器物因为无用而被丢弃，旧建筑因为破烂而被拆除，旧街区因为低值而被摧毁，我们儿时熟悉的生活用品，一时间只有到博物馆才得寻觅其芳踪。于是，即使在过去的文物概念下，那些本来日常习见之物，由各种因缘巧合而存留下来，也有了一夜之间摇身变成奇珍异宝的机会。 与此同时，随着人们对历史与政治的宽容，如东华里建筑旧主们那样的人，不管是曾经镇压“革命”的清朝总督，还是曾作洋行买办的香港富商，都得以重新被认定为“名人”了。同这些“名人”的联系，也自然会增加东华里的建筑作为文物的价值。因此，我们从东华里作为“文物”的历史和现实中，可以看到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多元背景与多重价值如何叠合起来，旧遗产与新时势，旧物件与新价值，糅合成为一种动力，推动着东华里作为“文物”的不断升值与周边街区及景观的毁灭以及社区生活消逝的过程并肩前行。 在朱嫦巧的博士论文通过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带我拜访了仍住在东华里的骆秉章第五代后人骆筠郿老师夫妇。那是我第一次坐在东华里的老房子里听老人家讲述过去的故事。不过，当时的我，对身处其境的场景和人物的兴趣多于听故事的兴趣，骆老师讲述着她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人生经历时，我的思绪一直在她讲述的故事与骆秉章的时代之间游荡，努力把五代人一百多年的历史叠合到现场中。不过，这种出自历史学者偏见的努力似乎是徒劳的，对于骆老师而言，这座老房子在她生命中的意义，更多体现在她童年生活的记忆，这种记忆把老房子的空间与气息生动地呈现了出来，而清代名宦骆秉章，只是以客厅一个角落里挂着的一幅小小的画像存在着的一个标签。 听着听着，我的注意力逐渐集中到骆老师的人生以及她生活的空间，她的神韵与这座老房子的魅力似乎紧紧地扣在了一起，我突发奇想：如果这座房子只有骆秉章而没有了骆老师，还会有这种让我的心颤动的魅力吗？由此，我似乎明白了现在走进东华里的感觉，为何与它还没有成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时候有这样大的差别。也许我们应该反省一下，地方文化遗产的价值如何才能够得以实现，将其社区生活的脉络完全抽离，其文化内涵还存在吗？佛山从清代的忠义乡，到今天的地级市，已经发生了巨变，大家都同意在这个巨变之下，应该尽力去保存当地的历史文化遗产。但是怎样才能真正保护这种遗产？文物专家们会重视把实物保存下来，他们相信，建筑本身就是文化的体现，甚至建筑的局部片段——镬耳墙、趟栊、砖雕、灰塑等，保存下来就保存了文化。但其实，社区的景观已经改变，社区的生活已经消逝，每个地方，在把祠堂、庙宇、民居等单个个体保存下来的同时，却摧毁了这些单体文物的环境与景观，生活在其中的人群及其社区生活也被驱逐出去，单体的建筑所体现的文化多元性与特色也就无从寻找了。想到这里，我忽然觉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东华里成为文物的过程，也就是她失去内在的文化价值的过程。本书作者也许不一定同意我这种有点偏激的见解，但读过她的研究著作的我，在沉醉于东华里的老房子和老人家的故事之后，再走出小巷外面，望着周围一片废墟的时候，自然就冒出了这种想法，失落感油然而生。面对这样一种现实，我相信朱嫦巧的研究也许可以令到我们这些人在感情上的失落，在理性上获得更多的消解。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开始与一些人类学家朋友合作在珠江三角洲开展田野研究，那时正值人类学者和历史学者努力反省既有的研究范式，宗族、祠堂、庙宇等旧时代留下的遗物顺理成章地被重新审视。当时，佛山、小榄、沙湾这些清代繁荣一时的乡镇过去的建筑与街道基本上还完好地存在着，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虽然改变了这些空间中的人与事，但我们还可以凭着文字的记录与其他形式的历史记忆，在这些空间中寻觅当地的文化性格与遗传基因。研究者因长期的研究而对研究对象萌发的感情，令到我对过去的物品、建筑、景观，以及社区空间与生活有一种不舍的情怀，我深信对消逝的过去的记忆与留恋，是人文精神的一种源泉与寄托；消逝之不可抗拒与留恋的不可舍弃，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无法逃避的处境。而对于执着于研究“他者”的人类学者来说，要在以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作为对象的研究过程中走出这种处境，更是异常困难和痛苦，但要解脱出来，又只能够投身这种处境，在研究中寻找理性的出路。 今天被各地列为文物加以保护的乡村建筑中，像东华里一类的民居只是比较少数的一种类别，大量的是乡村中的祠堂和庙宇。我过去二十多年间在珠江三角洲的研究，比较多关注的是祠堂庙宇这些乡村礼仪的标志，对民居的研究则比较少做深入探究。不过，我在珠江三角洲乡村的研究中，把乡村祠堂庙宇一类乡村建筑以及乡村的景观格局的创造和改变，视为社会文化变迁历史的产物，这种研究经验推演开来，或许也适用对东华里一类民居建筑的研究。 过去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流传着“顺德祠堂南海庙”的俗谚，道出了这个地区乡村的祠堂庙宇壮丽炫目的景观。我们的研究揭示了这种建筑景观是明代以后珠江三角洲乡村的宗族制度发展以及信仰与祭祀标准化过程的物化体现。在明清以后的珠江三角洲社会，通过在乡村中确立宗族的礼仪，以王朝祀典接受的神明来改造乡村信仰与祭祀仪式，在乡村社会形成了以“皇帝的权力”与“祖先的权力”结合的国家秩序。珠江三角洲乡村中的祠堂庙宇建筑，展现的就是这个乡村社会整合的文化机制创造的历史。而透过这个在乡村中缔造国家的过程，我们看到了国家意识形态与礼仪在地方社会的创造。 因此，这些在今天被视为地方文化遗产的建筑，本来就是地方社会与国家历史变迁中的文化创造。他们的前世今生，创建也好，拆毁也好，重新包装也好，都投射出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层面的政治环境、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社会心态与审美标准，而文人学者在这个文化营造过程中扮演着特别的角色。今天，许多地方重新把这类建筑收拾起来，或修葺一新，或重建，这些祠堂或是庙宇又成为另一种文化资源——文物，阐释这些物质载体的不再是创造它们的士绅，而是各个学科的“专家”，以及自信从“专家”那里学习到一套“正确的知识”与“正统的话语”的地方官员。这些“专家”的话语塑造了“文物”或“遗产”的新的身份与形象，而官员们抱持着他们相信的“正确的”文化模式与价值观念，运用这套话语创造出“文物”的实体。他们的行为，在当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中，令已经消失了的“祖先的权力”演化出新的文化机制，以“遗产”的方式建立起与国家意识形态的联系，并借此重新建立佛山或广东社会的社会秩序与文化规范。佛山东华里经历社会变革而被保存下来，并被评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正是这样一种历史过程的体现。由此看来，从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当代社会文化的形貌与变迁机制，本书选择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也贡献了一种很有启发的研究经验。本书的“文物”研究的贡献，就不仅仅是对“文物”本身的认识，而是对今天社会政治、社会、文化形态，甚至对作为知识建构与传播机制的教育状况的深刻揭示。 朱嫦巧这本著作，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她并没有去论证东华里的文物价值，而是讲述了一个“制度化”的故事，她阐述了结构是如何被建立，说明知识体系如何被各方接受。作者特别强调专家群的观念，该群体借其社会地位及话语模式，使他们的知识体系为公众及政府所接受，从而完成文物形象的建构，这是她对当今文物制度的一种颇有解构味道的认识。 从这些年来广东各地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看，正是文物专家的知识体系创造了“岭南文化”的特色，影响着文物的选择与保存。这种创造，并不只在佛山发生，在广东各地都得到了显现。如广东的四大名园、广州的陈家祠、开平碉楼、沙湾等“古村”“名镇”等。这些“文物”成为广东展示自己以及外地人认识广东的窗口，由此完成了自我与他者的建构。与此同时，在各种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本地化的过程中，也被宣称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今天的“专家”在文物的发现、评定、保护与利用过程中充当的角色，与明代中期广东地区士大夫并无二致，他们的活动包含着一系列的文化创造，如：推动基层社会在正统文化规范基础上的整合；按照国家对优秀文化的定义及一系列文物法规，厘定出一系列优秀文化的展现方式与发展模式；在地方上通过这一文化过程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等等。本书对文物的认识方式及对相关知识的结构化过程的关注，是对文物认识途径的一个新探索，并显示出某些方向性的轮廓，这是本书特别值得称许之处。 因此，作为冷眼审视历史与现实的历史学者，面对旧日乡土情调的消逝，我们在伤感之余，没有理由沉沦在悲观的情绪中。就整体而言，佛山保留下来的文化遗产还有不少。除了大家熟悉的祖庙、南风灶之外，还有叶家庄，开马路不见了一部分，剩下的那部分因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而得以保存了下来；东华里附近还有一个成规模的家族聚居地——区家庄，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这两个家族的聚居模式，或许可以是宗族制度城市化的一个很好的研究个案，而它们作为文物保护单位所经历的，也可能与东华里有不一样的命运。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已经碎片化的残迹整合起来，以整体的视野去开展研究，尤其是把佛山地区文物保护的总体情况及佛山城市发展的历程，也作为一种内在化的历史过程来研究，还是可以形成一种对佛山历史文化的整体认识的。本书的结论部分如能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展现出新中国成立后文物保护理念的演变及制度化过程，则会令读者有更宽阔和全局性的认识，使本书的结论更加充实与明晰。同时，我也希望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扩阔自己的视野，从更多角度去研究和书写东华里以外其他文物单位的构建过程，更全面地展现佛山建构历史文化名城的过程。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