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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思的三重奏 习性、资本和场域这些概念工具的运作所提供的关系性思维方式，为布迪厄建立一种“社会学的社会学”，或者说为建立一种反思社会学提供了可能。布迪厄说的反思性，首先是指回到事物的原初性之中。这就提出了研究者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并不只是要求研究者能够对自己在研究其对象时保持高度的警觉，力图使自己来自于自身社会背景（阶级、民族、国家、性别、受教育程度等等）的习性、态度、感知等不至于影响对于对象的客观把握，因为这样的一种自我决裂当然是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一个首要条件；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即便如此，我们还可以询问，一种不偏不倚的客观立场是否可能？布迪厄认为，超越功利的行动并不存在，任何行为总是由特殊的利益、幻象或者社会力比多所支配：“对怀疑的批判提醒我们，所有的普遍价值事实上都是特殊的、被普遍化了的价值，这些价值因而总是遭到怀疑（比如说，普遍文化无非是统治者的文化）。” 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如何保证研究主体的客观性？如何协调观察者与观察对象的关系？这实际上也是许多学人尤其是人类学家一直共同关心的方法论问题。为了克服局内人/局外人（insider/outsider）的双重对立，为了解决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已经产生了不少有益的理论努力，比如吉尔兹倡导的地方性知识和深度描写，萨林斯旨在超越机械唯物论同时又小心避开唯心论的人类学的文化论，马尔库斯、费彻尔将法兰克福学派引入到人类学之中的采用“转熟为生”叙事策略的文化批评方法， 但是，布迪厄给人印象深刻之处是他提倡“对象化的对象化”的研究策略。这就是考察社会学的对象是如何被建构的。他指出，社会学事实并不是现成的，而是被征服、被构建、被证实的产物。 因此，社会学还必须将社会学家与其对象之间的主观关系客观化。 具体说来，研究者光是与自己主观的感知、视界和分类图式相断裂只是第一步，第二步要做的是，必须要结合知识分子场域将研究者本身与其概念化发明之间的关系加以客观化。布迪厄认为要做到这一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社会学家总是追求某种普遍的、绝对的观点，总是被他们预设的客观、中立、公正的真理的幻象所左右，从而意识不到自己一方面固然是为一种求真意志所驱动，但是，另一方面，也是被普遍忽视的一方面，同时又由他们力求跟别的社会学家相区分开来的话语策略所驱动，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由他们争取在知识分子场域中得到学术上的合法认同的符号利益所驱动。社会学家总是拒绝考虑使自己的理论话语成为客观可能的认识论条件和社会条件。布迪厄认为，要揭示知识分子的这种集体无意识，不仅仅要反思作为个体的社会学家或者更广义的说知识人，而且应该反思作为整体的知识人，而这种反思应该结合知识分子场域以及相关体制来进行，因为正是这些场域或者体制，才提供了思想者的思想范畴，提供了个人策略的生成机会，以及更重要的是，提供了知识人的学术无意识和社会无意识。这不仅仅是说，在每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文化生产场内部，文化生产者所生产的符号商品例如学术著作、文学作品，都可以从生产者自身所拥有的资本的数量和构成以及所处的位置空间、他与占据不同场上位置的别的生产者之间的结构关系等方面加以考察，也就是分析生产者作为区隔策略的话语实践与生产者本身的资本、习性及其行动轨迹与场域的互动关系；进而言之，还必须针对文化生产场与权力场以及整个社会世界之间的结构关系来揭示知识人与权力场的无意识的共谋性，这也就是对知识分子整体进行反思。布迪厄在《学术人》、《艺术的法则》等书中对于文化生产场的具体研究显示，在此场域之中，存在着大生产/有限生产、文化管理者/文化创造者、知识传布者/知识创造者、教授/独立知识分子、正统文人/先锋派文人、技术专家/自然科学家或人文学者等之间的对立，这实际上也就是经济或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对立。后者在文化生产场中占据支配地位，但是在权力场中却只占从属地位。知识分子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本和较少的经济资本，因此就很暧昧地处于一种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阶级的位置。所以，以左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德雷法斯事件中的反政府立场，实质上乃是知识分子群体因为其在权力场中所处被支配位置的一个反映。知识分子的那种以人民代言人面目出现的侠肝义胆，看上去是一种铁杆挑公义的对普遍化正义理想的追求，实际上却曲折地投射了自己对于符号权力的追逐。不仅如此，知识分子毕竟是统治阶层不可忽缺的成员。文化生产场中的主流位置的占有者，无论是已经得到圣化的经典符号商品的创造者，还是将来会得到圣化的先锋派知识人，他们文化资本的获得，与体制的认可特别是教育体制的认同有着决定性的关系。正是教育再生产，才使得文化的再生产策略得以完成，而本质上是保守的教育体制对于文化任意性的合法性授权，则再生产了社会阶级结构：知识人很吊诡地一方面自认为是统治阶级的对立面，他们通常倾向于左派，通常喜欢大骂资产阶级；但另一方面，他们却依靠自己所掌握的符号权力以普遍性文化的名义向社会世界强加以一种符号暴力，所谓符号暴力，就是“在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身上的暴力。” 也就是说，作为统治阶级的一个部分，知识分子将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和资本分配借助于文化实践进行常识化和自然化，从而迂曲地论证了现存秩序的合法性。因此，知识分子并不是其自我镜像中所显示的那样客观、中立、超然，实际上，“知识分子对统治着知识界，从而统治着他们实践的各种社会力量视而不见……表面上张口闭口一种十分激进的论调，实际上却促成了支配力量的继续。” 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第三个维度甚至更为激进。布迪厄在这被称之为“认识论反思”的第三级反思中，把矛头对准了唯智主义偏见。在布迪厄看来，这种偏见使得人文学者例如社会学家预设了一种学究的姿态，从理论出发，把社会世界视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把研究对象视为自己理论的一个注脚，从而肢解了社会世界。学究视点的根本谬误在于，它假设了一个与实践知识的断裂，它将社会世界中的实践知识转换成理论知识，最终将社会学家与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化约为编码-解码的简单关系。因此，布迪厄建议，必须与各种理论理性的这种学术无意识相断裂，应该对社会世界及其行动者加以实践的理解，也就是不能将社会行动者视为知识分子所建构的结构的反映，也不可以视为能动者个人的天赋能力，正如上文所述，应该将行动者置于社会世界的特定社会空间的结构关系中——在像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即是特定的场域的之中——结合行动者个人的资本、习性、社会轨迹等来理解行动者的实践与策略。这就是说，研究者必须进行某种参与性对象化，即要求将社会学家本身的客观化意图加以客观化，将知识分子追求绝对客观公正观点的学术野心——尤其是类似于海德格尔那种自认为哲学认识论乃是真理的最高表达，与任何价值无关的普遍误识——置于批判性的考察之下，把它们与知识分子谋求积累自己的符号资本的动机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布迪厄不仅要求社会学家反思实证主义者在经验研究中津津乐道的那种真实性的幻觉，因为问卷或者统计学数字背后预设的概念范畴或者实践操作背后预设的编码方式本身就是需要加以社会学分析的；而且，布迪厄还要求对于超出经验主体之外的学科的组织结构、认知结构进行反思，反思的最终对象是集体性科学无意识。这样，反思的主体也就必然是知识分子群体。正如华康德精辟地总结的那样：“由于公开争辩和相互批评的对话的展开，日益客观化的主体从事的对象构建工作不再是由这一工作的发起人孤立地进行，而是由构成科学场域的所有彼此敌对和相互补充的位置的占据者共同进行的。如果后者是要生产和奖励反思性的科学惯习，他必须真正的在培训、对话和批判性评介的机制中将反思性予以制度化。” 因而，布迪厄的反思并没有把他引向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那种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他并不是要求取消客观性，相反，他希望把客观性建立在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石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