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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间与社会辩证法 苏贾所谓的空间性，也即是一种社会性的空间形式，是第二性的存在，与自然世界的第一性的存在相对应。当然，这二者在分析当中也可能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可彼此进行分离。“因此，每一种空间都需要当作社会生活空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内容来加以理论化并加以把握。”空间性的表达深刻地体现出空间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此意义上，空间不是自然性的存在，而是一种社会建构。正如苏贾所言：“空间性是由社会生产的，而且如同社会本身一样，既以各种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形式（各种具体的空间性）存在，也以个体与群体两者之间的一套关系，即社会生活本身的一种‘具体化’与媒质而存在。”在上述意义上，由社会生产的空间就是一种人造的结构，是社会诸种关系所演化与建构而成的产物。 “空间并不是排除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学之外的一个科学客体；它始终具有政治性和战略性。如果就内容而言空间具有一种中立和冷漠的姿态，并因此显得‘纯粹’是规范的，是理性抽象的典型，这正是因为空间已被占有和使用，并且已经是以往诸种过程的聚焦点，其留下的痕迹在地理景观上并不总是十分的明显。空间已经受历史和自然诸因素的影响和塑造，可这一直是一种政治过程。空间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它实际上是充溢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 以上这段话，充分反映出了社会与空间之间的辩证关系。在20世纪，资本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消亡，在经历了多次的兴衰之后，它顽强地存在下来了。在追问资本主义存在下来的理由时，列斐伏尔发现，其手段就是，占有空间，并生产出一种空间，资本主义借此通过维系自己的规定结构延长自己的存在的诸过程。他界定了再生产的三个层面，第一是生物生理的再生产，基本上存在于家庭和亲属关系的语境中；第二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再生产；第三是各种社会生产关系大规模的再生产。由社会诸种生产关系所生产的空间，也就是这些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社会的主导性的关系形式在此反复地生产着。 关于空间性或者说社会与空间的辩证法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结如下。第一，空间性是一种实体化了的并可以辨识的社会产物，是“第二性”的一部分；第二，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空间性既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手段，又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结果；既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预先假定，又是社会行为与社会关系的具体化；第三，空间与时间对社会生活的建构，界定了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受到物质构建并变得具体的方式；第四，各种社会矛盾，根源于社会空间的两重性，也就是说，它既是预先的前提，也是行动的后果；第五，对日常生活的控制与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处于同一逻辑之下。 三、空间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扩张 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与大规模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息息相关。尤其在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这段时期，欧洲和北美的城市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城市的壮大伴随着资本主义一系列的危机与重组过程，其间，城市空间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同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域之间，以及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区域与国家区域之间的空间安排也出现了。因而，分析城市空间与区域的重组，将此当作一个问题框架加以分析，是我们探讨空间问题的路径。 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对资本的原始积累而言，结点性显得特别重要。将生产与消费集中在一起，建造人造的环境，会产生巨大的生产力效应。这种结点性曾给商业和农业带来了赢利，也导致了更大规模结点性场所的出现，典型的结点性空间就是城市。工业资本的特征是利用大量原材料进行固定地点的生产，结点性的场所可以协调生产的各个环节，有利于节省时间与花费，并可以更好地对产业工人进行空间控制。 依照列斐伏尔的思路，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与消解危机的能力来源于对空间进行的多次重组，正是空间的不断重组导致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这种空间的重组也就是一种空间的再生产与再占有，社会诸关系在空间重组的过程当中也得到再生产。“因而，当代的机遇将被视为重构资本主义的空间母体和时间母体的最新尝试，即对以生存为目标的空间—时间‘定位’的另一种探索。”曼德尔对区域问题的理解很有独特性，他认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的生产能力的等级性结构，如同“各国家、各区域、各工业部门和公司的不平衡发展，是由对超额利润的追求造成的”。有三个主要的区分成为了超额利润的来源，其一是亚民族区域区分，即在一个民族之内的各个地域之间的区分；其二是国际之间的区分，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润构成是截然不同的；其三是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发展的区分。正是在这些区分之上，曼德尔发现了资本主义整个制度的形式组合。 在19世纪末期，面对危机的情境，社会重组和空间重构导致了一种新的趋势出现，超额利润的来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与这个世纪早期的形式不同的是，“发展（在帝国主义国家）和欠发展（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区域）的国际性并置，较之对亚民族的区域性区分，对资本主义的生存更为重要”。在这一新的剥削形式之下，资本主义很快渡过了危机期，并在20世纪的头20年取得了较快的发展，达到了发展的高峰。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导致了又一轮的社会与空间重组。曼德尔将新的原始积累方式描述为“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时期超额利润的形成依赖于“增长部门的发展与其他部门的欠发展两者之间的总体并置，主要是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以及以一种附属方式存在的半殖民地国家里”。自“二战”以来，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以及技术租金成为了资本主义超额利润的主要来源，然而，正如苏贾所言：“技术租金的关键性意义已较之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使区域性变化和区域性的劳动分工变成部门动力的一种直接产物。” 列斐伏尔将城市的问题框架投射到当代马克思主义中，他认为，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城市的问题框架较之工业化和经济的增长诸问题在政治上已变得更具决定性。在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工业化、经济增长、资本主义积累的基础等方面是受到城市化空间社会生产的深刻影响的。从他对剩余价值的分析可以看出城市问题框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剩余价值是在生产的第一循环中产生的，即是在工业生产和工作场所产生的。但列斐伏尔认为，现在第二次循环（金融的）逐渐取代了第一次循环（工业的）。第二次循环与对人造环境的操纵、对城市房租的榨取、对地价的调节、对为集体消费服务的城市空间的组织等具有深刻的关联。剩余价值比之于以前，比例大大地增加了。“剩余价值的这种比例在一种愈益城市化、愈益垄断性、愈益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从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社会的各种生产关系中吸取的。”联系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正如一位学者所言：“简言之，斗争已从生产领域（商品生产和服务行业的生产）转移到再生产领域（即维系稳定的城市生活的水准，如果不是提高的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