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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势者的私欲越来越彻底地压倒国家权力提供社会服务的公利性， 直至使公共服务“负值化”；中国始终不能依赖国家制度能力 而在最低程度上脱离水旱成灾的威胁，则不过是这个定律的典型体现之一…… 在众多国人印象中，大禹舍家治水、商汤在连年大旱时为百姓生存而愿牺牲自己性命以祈天降雨(故事内容及其人类学意义，详见郑振铎《汤祷篇》)，这些上古圣君事迹有着永久的魅力，延续至后世的龙王崇拜、李冰因治水而被民间奉为神灵等等，对免于水旱灾害的企盼，成了华夏文明中名副其实的“物质与非物质双重文化遗产”；而这一愿望的些许实现抑或长久落空，更是中国历代经济史中的关键环节。 不过因为上述缘故就对传统中国冠以“治水社会”的名目，却不一定可靠。 中国是“治水社会”吗？ 我们知道：“治水社会”是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对东方社会性质的定义，他在《东方专制主义》中认为，中国等东方国家性质与西方的巨大不同，源自东方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治水需要的前提下，由于兴修和管理大规模水利工程需要控制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于是产生了东方的统一君主国家，并由此使“东方专制主义”成为其社会的基本性质。 但是据秦晖教授《“治水社会论”批判》的说明，魏特夫的逻辑不能成立，传统中国的国家性质并非因“治水”需要而产生和发展出来，其典型例子比如都江堰、郑国渠等大型水利工程皆产生于秦代以前，但到了中国皇权国家确立和成熟的秦汉以后漫长时期内，类似的大型水利工程却几乎全然付之阙如，代之而兴的，只是为了供给统治集团需要而糜耗无数民力的漕运体系(为了支撑统治机器运行，通过运河将无数经济资源从南方运至北方的政治中心区),以及主要是为了保障权力格局内中心城市安全才对黄河水患的关注治理。 所以我们在正史《河渠志》等官方典籍中往往看到这样的记载：当黄河水患对王朝中心城市或皇陵安全的威胁暂时趋缓时，治黄工程就可以被名正言顺地叫停，以使统治者能够将治河财力挪作他用。于是人们在中国的水利史和“水经济史”上司空见惯的，就只能是地方聚落和宗族等民间力量集合而成的水旱应对方式，而无数纪实文学和民间传说描写的村落间抢水械斗和“油锅中赤手捞铜钱”等典型的水资源纷争方式，则不仅说明以国家架构抗御自然灾害的制度能力如何低下，更说明其文明程度的原始性和尚未远离“丛林法则”的严酷性。 顾炎武的感叹 于是，当我们关注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时，就不得不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对于以农耕经济为核心的华夏文明来说，免于水旱灾害乃是一项最为基本和最具社会普遍性的公共需求，但是在秦汉以后2000年的制度发展史中，却始终不能建立起足以与大帝国的规模、政体发展程度和经济动员能力相匹配的制度安排，以便能够稍稍有效一些地消弭频繁的水旱灾害？ 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不妨以黄河水患为例。 400多年前顾炎武在其名著《日知录》中就指出：大禹时代能够治水而宋明以后黄河反而灾害频仍，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王朝中心地区剧增的人口，其生存空间严重侵蚀河道，结果“非河犯人，人自犯之”；二是朝廷的治河方针是以“转漕要路”和“宗藩所在”的安全为核心目的，所以“左顾右盼，动则掣肘”，而根本不能从国民生命财产之价值和国民经济安全的角度谋划治河的整体方略；其三则更加怵目惊心：吏治的极度腐败，使得从“游闲无食之人”、办事官吏一直到河务大员等凡与治河有瓜葛者，无不要从黄河决口的巨大灾难中借机贪污，于是黄河在修治以后仍不断决口竟然成了他们私利的渊薮，结果只能是“频年修治，频年冲决”。 所以顾炎武无限感叹：河患的永难泯除，这实在是“国家之法使然，彼斗筲之人焉足责哉！” 李贽的家庭悲剧 透过顾炎武的总结应该留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种以统治者“肆意极欲”为终极目的的制度形态，其日益发达之结果，只能是权势者的私欲越来越彻底地压倒国家权力提供社会服务的公利性，直至使公共服务“负值化”；而中国始终不能依赖国家制度能力而在最低程度上脱离水旱成灾的威胁，则不过是这个定律的典型体现之一。 来看一则悲惨的例子： 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公元1527～1602年)曾叙说自己的遭遇：当时一个有权势的刀笔吏，因为敲诈某富户的钱财不遂，于是刻意报复。他不仅陷害此富户一家，而且凭借规划漕运工程的名义，将该地所有水源统统划入官府正在督令施工的水道范围之内，不给民用沟渠中留下半滴水。结果全邑万亩粮田遭受大旱，李贽家的地里也仅收获不多几斛稗米，不久之后他的二女儿和三女儿都因为食稗不能下咽相继病饿而死——衙门以朝廷漕运等等政府工程为堂皇名目而百般凌虐盘剥百姓，虎威之下，曾经做过不短时间小官的李贽尚且难逃旱魃之灾，世代居于贫弱无助境地的无数草民，其命运更是可想而知。 国家理应为国民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反使这类极其专横的制度路径日益负值化，同时统治者愈加以体恤民瘼的尧舜禹汤和清官能吏自诩，如此趋势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笔者将在日后撰写的“经济学史札记”、“行政学史札记”和“制度伦理学史札记”中陆续说明，本文所能提示的，仅是它必然导致制度合法性的巨大危机：李贽在阐明自己思想立场的自传(《卓吾论略》)中，特意详述造成他全家惨剧的制度起因，这说明他在中国思想史上首屈一指的强烈叛逆性与他遭受的政府公共服务危机之间，两者有着再明显不过的因果关系。(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