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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开放性学科，比较文学自诞生以来，就备受因跨越界限而带来的身份不明之“原罪”困扰。半个多世纪以来，诸多著名学者因此断言比较文学遭遇“危机”，或预言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这就是始终笼罩在比较文学并不悠长历史上的不散阴云——“比较文学危机论”。与此同时，比较文学研究并没有因为“危机”的警世之言而停滞不前，相反它成为各种新思潮新理论竞相登场的国际舞台，层出不穷的前沿学术名词及其思潮成为比较文学学者所操持之学术话语中的最新学术咨讯。 比较文学的“危机论述”已经是老生常谈，而台湾大学外文系终身名誉教授及台湾辅仁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特聘教授张汉良对于这种“陈词滥调”的质疑则让人耳目一新。面对比较文学因不断跨越界限导致学科边界的消失而带来的“危机”，大陆学界曾尝试在《比较文学概论》这一比较文学入门教程中为初涉比较文学者划出相对明确的学科意识与学科界限，将比较文学的学科本质定位于研究主体，强调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比较不是方法论而是本体论。对此，张汉良教授认为，对于在某一特定时期特定情境下为了维护学科身份的成立而将比较视域作为学科的本体定位可以理解并表示赞成，但我们仍应思考，如果比较视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安身立命的本体，那么这一本体视域会不会因人因时而变？面对来自海峡对岸学界尖锐的挑战，复旦大学教授杨乃乔先生在回应中强调，比较文学研究的主体定位，是为了突出比较文学对于研究者自身水平的高标准要求，比较文学不是简单的比附，而是研究者背后所支撑的知识结构/系统之间的对话。这一观点呼应了张汉良教授的观点，即作为汉语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应对西方语境下的理论概念有深刻系统的理解，才能进一步进行比较文学的跨越性研究。 在题为“On the ‘Crisis’ Discours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的英文报告中，张汉良教授梳理了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历程，回顾了比较文学历史上的“危机论述”，通过对“Crisis”一词词源上的辨析，及对当前国际比较文学界面临的来自后殖民论述、生态论述的冲击的分析，他提出：比较文学的危机是一种恒常性的存在，危机意味着挑战，但也意味着转折。比较文学向后殖民论述、生态论述的转向以及受到后两者的影响，又一次见证了比较文学危机的延续性逻辑。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噶雅翠·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的面对东方的身份新定位是历史悖论的又一个例子。当一门科学发现自己不适应新问题的出现而面临挑战的时候，它能够有自身进化的机制从而使危机消解，具体表现为自身的解构。这种现象有力地反驳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危机学科的论述。张汉良教授进一步认为，比较文学的危机修辞，是一种反讽性的修辞。自上个世纪50年代韦勒克（René Wellek）第一个发表《比较文学的危机》以来，韦因斯坦（Ulrich Weisstein）、巴斯奈特、斯皮瓦克等缺乏自我意识和自我批评地不断重复比较文学的危机论述，无意中使得比较文学编年史始终充斥着“比较文学是危机文学”的陈词滥调。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Fran oise Lionnet 教授提交的论文《耕耘小花园：比较法语文学，后殖民研究和跨国别女性主义》。可以视做对“比较文学危机论”的又一回应。对于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比较文学的学科疆界究竟在哪里的问题，Lionnet教授选择回避，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是否应该转而耕耘自己的小小的“一亩三分地”？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她所钟情的研究领域，即她在题目中自己划出的“小花园”的范围。这份报告透露出来的态度，也契合了张汉良教授在复旦大学所做的系列报告中体现的关于当前比较文学研究的想法，那就是：该告别讨论“危机”的时候了，应对比较文学“危机”最好的方式，就是用严谨的学术思辨，以严肃的治学态度做好眼前自己领域中的研究工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