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 陈泳超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山西洪洞有一项古老的习俗，汾河两岸方圆百里盛行一种“接姑姑迎娘娘”的走亲活动。传说尧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都嫁给了舜，尧是羊獬人，舜是历山人，于是羊獬和历山就成了亲家。每年农历三月三，时近清明，羊獬人就到历山将两位“姑姑”接回娘家省亲，到了四月二十八尧王生日，历山人来羊獬给尧王拜寿，顺便将两位“娘娘”迎回婆家。基于共同的祖神信仰，沿途所有村庄都互称“亲戚”，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尧舜信仰文化圈，产生了大量的民间传说。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泳超教授带着他的前后十届研究生，连续八年行走在羊獬与历山之间数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为了弄清一个问题：关于尧舜以及两位娘娘的传说体系，在当代社会背景下正在发生哪些变化，又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这些变化。 走进《背过身去的大娘娘》为我们描绘的尧舜信仰文化圈，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不同村落对于传说资本和话语权力的资源争夺。随着走亲活动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种争夺直接驱动了传说情节乃至传说主题的多维变异。可是，对于每一个具体的村落来说，又是谁在主导这种诉求、推动传说的生产和变异呢? 通过八年的走亲活动，陈泳超发现，绝大多数村民都没有表现出改编和生产传说的意愿，真正主导着传说话语权力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村民。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陈泳超尝试着对“民众”进行分层研究，提出了传说动力学的层级理论。 依据村民在传说详述活动中的“身份—资本”差异，陈泳超将村民分成了不同的动力层级，其中有两个阶层最引人注目，即人数最多的普通村民(传说的消极传播者)和影响最大的民间知识分子(知识水平高于普通村民，且能积极介入文化事务的当地知识分子)。 民间知识分子是最重要的民俗精英，他们的特点在于非但具有相对较高的文化程度，而且对于地方习俗有强烈的介入意识，此外他们还总是很积极地宣传和推广自己的改编成果。 民俗精英既热衷于规范旧传说，也热衷于编创新情节，他们的存在对于混乱的传闻异说起到了一种定向整合的作用，这种趋向统一的舆论口径无疑有利于村落文化的稳定和村民的身份认同。在纷纷扰扰、多样存在的共同体中，整顿出一种相对稳定的话语秩序，乃是地方社会所必需，因为这些传说话语具有直接指导地方人群共同行动的职能，无论是软性还是硬性的整合，总要有一个方案保证将民众分散的话语转化为统一的行为，才能有效维系地方人群的身份一致感。 有时候，他们的影响是具有颠覆性的，比如该文化圈内原本到处流传着娥皇与女英“争大小”的传说，大致是说姐妹俩同嫁一夫，也跟俗人一样争起谁大谁小来了。经过煮豆子、纳鞋底和赶路程三道难题比试，最后终于分出了高低。但究竟谁是获胜者，却莫衷一是。所以早先汾河以西的娘娘庙里，往往把女英塑在上首，面带笑容，娥皇塑在下首，面呈愠色，有的庙里甚至娥皇还是背过脸去的。但是民间知识分子的代表罗兴振觉得这样有损娘娘形象，在他的竭力鼓动下，各地新修庙宇的塑像，背过身去的大娘娘也全都转回正脸。另一位民间知识分子吴青松更是对传说进行了脱胎换骨的大改造，把三道难题故事说成是为了学习做家务，无意之中还发明了如何煮豆子、做豆沙等，尤其是将出嫁赶路的难题考验，说成是为了给沿途百姓传播火种和生活技能。 随着调查与思考的不断深入，陈泳超也一再指出，能够左右民间话语的力量并不仅限于民间知识分子，其他层级也可以涌现出特殊的杰出人物。但是，无论是哪个层级要想实施旧传说的改编或新传说的推广，都绕不开民间知识分子的认可和助力。 陈泳超在长期走亲的田野基础之上，掌握了大量的数据资料，提出了自己的“传说动力学”理论，有效地解决了长期停滞不前的民间文学变异机制问题。同时就书中所涉及的学术概念与相关问题，逐一与相应的西学理论展开了大量的学术对话，从具体的田野实践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口传文化的层级理论。借助这些精准的理论工具，混沌的田野呈现出了不同以往的开阔视野，那些令人击节赞叹的民间智慧也因此得以浮现。 背过身去的大娘娘，留给我们的是古老民间传说的模糊剪影，让背过身去的娘娘转回正身，则是民间知识分子为我们重新描绘的精神图景。 （原文刊于《光明日报》2016年07月26日 10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