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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叙事”应该只是现实主义的一个极端化体现，而不是现实主义的全部。如果不在这个层面上理解“底层叙事”，它的伸张度就非常有限。也正因为比较极端，所以它可能是直接地面对了并且只书写了还在为吃饱肚子奔忙的人群，于是，“底层叙事”总给人的印象是太政治化，或者像有人说的是“新左翼文学”。进而会让有些人担心这类文学会因具体的“政治性”而走得太远。这种认知即便不是过虑，也是对“底层”与“底层叙事”应有内涵的狭隘理解。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对“底层叙事”的狭隘理解，说到底就是对底层的一种偏见，具体说是对底层者，那种在一般人的眼里总是先要吃饱肚皮，再要尊严的广大群体的误解，认为不就是吃饭的问题吗？至多也不过是外加一点尊严和理解吗？适当地抚慰一下，感情上表示一下不就行了吗？之所以有如此轻巧的认知，是因为人们压根儿没有把这群人及其处境当做一个时代的大事来看待，文学对这群人的关注，也就不可能被视为对于精神回暖、价值重建，特别是个体人格独立的有效介入。其实，这个群体可能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它包括一不小心失业者、失去了土地死乞白赖投靠城市者、好不容易再就业了内心却总有别的想法的人。倘若模仿社会调查的方法进行分类，给这些人拉一挂名单，其实他们并不是一类人，本属于来自工人、学生、民工、知识分子、个体户，而且还可能在数量上占据着重要的比例，几乎随处可见。所以，只能说它是一个庞大到无法具体说清身份的群体——实际上它分布在无数个社会阶层里，可以说有多少个阶层就有多少种这样的底层者。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底层者，这是我们最常听到的一种解释。那么，文学在一个适宜的氛围、恰当的时间和一种正义感的推动下，表现了他们，并且使本来对之全然陌生、正在或准备“娱乐至死”的人们看到了他们的影子，说好听点，这类文学如果在表现的诚意上没有太大的水分，也无论表现的是哪种“现实”，只要“真实”还能算现实主义的一个坚定的衡量标准，“底层叙事”就不可能对衡估一个社会整体的人文指数毫无价值。即使在消费主义至上、相对主义成为主导的多元化时代，“底层叙事”中顽强地透露出来的哪怕必然要遭人非难和蔑视的人道主义、知识分子的道德优越感，也仍然不能算作社会的坏事。可是，有人偏偏就肯在那个被称之为“纯文学”转化的节骨眼上下功夫，认为如此的文学似乎太过功利性，即把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摆到了时代的前台。直接说就是，“问题”把现实主义“窄化”了。理由则是，文学的“就事论事”或把丰富的现实“问题化”，虽则尖锐，但毕竟很难读出跨越时空的永恒“人性”。甚至有人说，这类文学的局限就在于，问题解决了，文学也就跟着终结了。 岂不知，这是个相当管用的提醒。许多“底层叙事”作者正是敏感地领悟到了这个提示的所指，迅速快捷地把本来就有点出卖“苦难美学”的“底层叙事”，相当聪明地转向了“甜美美学”、“和谐美学”以及“幸福美学”。 “底层叙事”虽则极端，但总还是缘现实的问题而发的。我也不揣冒昧提个现实的问题，什么问题能够马上解决？什么问题还将永远成为问题？打工妹好不容易盘上一个小店铺变成发廊女，看来的确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农民进城脚跟站稳在一个泥乎乎的工地上变成了“务工者”，暂时有饭吃了，也绝对算解了燃眉之急。可是，这个发廊女还有她的生物链——结婚、生子，面临着孩子上学、生病就医、住房等等新问题。农民工也还继续有他的后续问题：在农村的父母妻儿究竟怎么办？就是务工者本人，即便能够拿到工钱，总不能把颠来颠去、有家回不了的日子看成是“问题”的解决吧？ 迄今为止，所有的“底层叙事”作品，触角其实都伸得没有那么远。看起来写的是一个底层者的一生，实际上有意放大的大致是某个方便突出“问题”的点。正是这个很有政治针对性的“断面”，暴露了一大批底层文学作者急功近利的写作趋向，也使得这一写作潮流过早地蒙上了“早夭”的生命迹象。 当表层的期许得到了“政治”的许诺，准确地说，受到了被批判者发出的神话般意识形态幻觉的轰炸，底层文学者便在温馨怡人的氛围中只能缴械投降了。究其原委，一方面，固然说明“底层叙事”通过“问题”最终要彰显的诗意、温情、幸福缺乏根植的深度。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创作者并不是以人类的、人性的、个体人格的意识来看待这些一不小心就会处理成特定类别的“多余人”、“零余者”、“弱势者”，而是展示成匮乏者向盈余者、劣势阶层向优势阶层做乞求。仅限于物质层面的“一小撮人”与“另一小撮人”之间，看起来辐射面甚广，实际上基本是围绕一己利益的“打架”，非但无法伸展更深的精神诉求，反而会使精神批判变得越来越浅化。也就是在这种类型化非常明显的文学叙事中，人们不能从被支持者的一方看到超越这一方身份的远景诉求，也无法从该被批判的一方读出培植他们的庞大根系。于是，当原来提出的问题慢慢地被“政治”超级强音化解、稀释，赋加于这个群体身上的道德义愤、情感倾诉便仿佛一下子冰消烟释，甚至被更高的观照所照亮。那么，所谓底层文学中的底层者就只剩下了明确的经济身份。这又一转化至关重要也非常厉害，因为它既肯定底层者之所以为底层的社会学意义，同时，它的修辞策略和话语方式即便还是批判性的，那也是在被允许的范围内并且拥有政治上的正确性。 这个时候，这一类人（底层者）无疑属于一个在大时代面前掉队的小丑。面对“崛起”的大国，他们是拖后腿者、捣乱者和需要改造者。理所当然，作为阿Q的后裔、陈奂生的下一代，他们身上的文化元素、灵魂中的民族劣根性遗传，是早已被论证好了的。重要结论之一当然是，他们不配放到现代主义文学的长河里浓墨重彩。要使这个群体依然构成文学表达的一个小角色，当务之急就是给他们配备合适的语境，比如一个自洽的民间节日仪式，一段不辨邪念歪风的民情，或者一副藏污纳垢的民俗画面。一句话，在这些传统文化场合，管你是什么货色，反正创作者不会因为人物没有现代人格而负莫须有的责任。也许，这就是“底层叙事”转向浪漫主义的最根本原因。 一种并不诗意的诗意，一种并不浪漫的浪漫。总而言之，就是把眼睛蒙上，不谈现实问题，只谈“传统文化”；不谈残缺和破碎，只谈诗意和完整；不谈压抑着的痛苦和无奈，只谈勉强表现出来的欢声和笑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