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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也正在这里。国民党政府从政治的立场提倡民族主义，而左翼特别是共产党则从政治的立场反对民族主义。国民党政府通过把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来确定其政权的合法，而共产党则通过批评民族主义来"解"国民党政权的合法化。就文学来说，提倡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学，通过文学的民族性而弘扬民族文化，提高民族的自信心等等，这都无可厚非，应该得到广泛的支持。但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不仅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反而遭致广泛的批评，这并不是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作为理论本身有问题，而是民族主义文学理论被国民党作为统治工具有问题，也就是说，问题不是出在文学上而是出在政治上。正是政治使民族主义文学理论及实践成了牺牲品。 今天我们也主张弘扬民族精神，也提倡文学反映民族生活，表现民族特色，似乎我们是赞成民族主义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民族主义，我们都是持否定态度的。90年代以前，民族主义一直是一个贬意词，至少官方的意识形态并不明确提倡民族主义。《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是这样定义"民族主义"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它们观察、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原则、纲领和政策。"并批评民族主义"极力抹杀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以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8这里实际上已经表明得很清楚，我们之所以否定民族主义，一是因为它反阶级斗争理论，二是民族主义具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性。事实上，30年代，左翼文学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主要就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他们用阶级斗争理论来批判或对抗民族理论，同时揭示民族主义文学理论的政治实质。比如鲁迅就是明显从阶级论的角度来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他说："那目标确是同一的;和主人一样，用一切手段，来压迫无产阶级，以苟延残喘。"9在整篇文章中，鲁迅并没有从理论上展开对"民族主义文学"理论本身进行批评，而是对"事件"进行"历史性"的评判，他指出，"民族主义文学"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这当然具有一针见血性。"自由人"胡秋原的批判同样一针见血，他说：民族"实际上只是一个地理上政治上的名称，一种抽象的存在，在今日，民族与国家成了一个东西，实际上只是统治阶级所统治的地域与人民之名称"，而民族主义也是"统治阶级的一个护符"。10当然，胡秋原是从纯粹的自由立场来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他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实际上也适用于对阶级论的批判。 1930年6月，"前锋社"成立，并发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其根本宗旨就是提倡文学的民族主义。"前锋社"是由一批国民党文人和亲国民党的文人组成，他们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虽然也有某种理论性，但总体上"前锋社"属于政治派别，他们的文学理论也属于文学政治理论，其用意和目标都非常明确，那就是针对左翼文学及其理论，体现了国民党政府的文艺意识形态性。所以，"民族主义文艺理论"一出，就遭到了左翼文学界的批判，其中尤以茅盾的批判最为激烈，也最有代表性，深得要害。他说："一般说来，在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中，以民族革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文学，也还有相当的革命的作用;然而世界上没有单纯的社会组织，所以被压迫民族本身内也一定包含着至少两个在斗争的阶级，--统治阶级与被压迫的工农大众。在这种状况上，民族主义文学就往往变成了统治阶级欺骗工农的手段，什么革命意义都没有了。这是一般的说法。至于在中国，则封建军阀，豪绅地主，官僚买办阶级，资产阶级联立的统治阶级早已勾结帝国主义加紧向工农剥削，所以民族主主义文学的口号完完全全是反动的口号。"11茅盾当然承认民族主义文学一般意义上的进步性，但他认为阶级是比民族更为广泛的现实，阶级统摄民族，特别是当时的中国，对于文学来说，首要的不是民族主义文学，而是阶级斗争文学。这当然是有问题的，因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个对外范畴，而阶级斗争主要是一个对内范畴，就斗争和解决问题的方向来说，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对外优先于对内。但我们只能从理论上认为茅盾的论述存在问题，而不能从历史上否定他的实际意义，因为茅盾的观点其语境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针对民族主义文学对于左翼文学的反动，是反动之反动。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反过来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因为"民族主义文学理论"在政治上的反动而对他们的理论本身也予以简单的否定。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与左翼文学理论之间的实质性区别。对于这种区别，40年代的林同济曾有一个概括，他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的一个大不同点，我想也许在这里，前者要超民族主义而谈经济平等，后者却是随着开宗明义第一章之民族主义而顺流延长的。"12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把阶级平等放在首位，而"民生主义"(即国民党政府的资本主义)则把民族平等放在首位。正是因为如此，所以30至40年代的左翼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之间的争论具有意识形态的实质性。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是一种世界主义，所以，共产主义最重要的口号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主义的理想就是建立一种全球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同社会，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就是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国现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在孙中山那里主要是培养民族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从而争取民族独立，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在国民党政府那里，这一目的当然还在延续，但民族主义同时也衍变成国民党合法性的统治工具。国民党政府通过提倡民族主义来抹杀或削弱阶级斗争，从而稳固其统治;而共产党则张扬阶级斗争理论从而使其"斗争"和反抗合法化。所以，阶级斗争理论和民族主义理论在这里都是工具、武器，都具有表面性，深层的东西是政权。阶级斗争不是终极目的，终极目的是夺取政权、掌握政权，民族主义也不是终极目的，终极目的是维护政权。所以，30、40年代左翼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之间的斗争并不是简单的文学斗争，而深层上也是政治斗争。 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期，左翼文学内部曾展开过一次非常广泛的有关"民族形式"的讨论。对于"民族形式"问题，不仅解放区与国统区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延安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抗日战争期间，民族情绪极度高涨，民族意识突显出来，作为一种凝聚力、向心力，出于"救亡"的共同目的，共产党实际上也是认同民族主义的。但为什么"左翼"不提"民族文学"而只是强调"民族形式"，进一步前溯，抗日战争初期，我们提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而不直接提倡"民族文学"，联系上面的背景，原因应该说就比较清楚了。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很深的政治问题。民族"形式"在这里意味深长，其本质仍然是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以，"民族形式"特别强调民间形式、地方形式，少数民族形式，而闭口不提主流的"民族主义"的形式。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应该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这个两个问题区别开来，中国现代文学民族性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是一个文学理论问题，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则是一个文学史问题，它既有理论上的问题，也有政治上的问题。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存在着政治问题而对民族文学理论本身也予以否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