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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答这类难以获得确切答案的问题时，类比经常是一个不失为有用的手段。这里我又想到一个类比：中国古代的“浑天说”宇宙模型中，虽然也有着与古希腊类似的“地圆”概念，但是却无法从这种模型中引导出任何具体的数理天文学，例如甚至无法用这种模型计算出某一时刻太阳的地平高度。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数理天文学不是靠“浑天”宇宙模型来提供理论支撑的。那么类似地，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天工开物》中的技术成就，也不是靠“气”或“阴阳”理论来支撑的? 刘 现在我倒有点不同意你刚讲的这个观点了。当然，这里还涉及对于“支撑”的理解的问题。因为，《天工开物》中所言的技术成就，与古希腊的数理天文学恰恰是非常不同的东西，因而这样的类比也许并不十分恰当。不过，倒是可以举出另一个类比：中医，难道不是由像“阴”“阳”“五行”“寒”“热”及“气”等等理论来“支撑”的吗?当一位中医大夫，以中医典型的方式来诊断，并进行治疗时，其依据的理论，不正是这些东西吗?如果是站在当代西方科学的思维模式中，固然可以把这些看作是“类比”，甚至“附会”，但如果换一种立场，其实完全也可以将这些在中国哲学的意义上非常独特而且有别于西方思维的“理论”看作是在逻辑上非常自恰的支撑! 或者，我们可以再设想一个例子。当今，设计建造高楼大厦，当然可以认为是像牛顿力学之类的理论成为其“支撑”，然而，当年在设计建造著名的赵州桥时，那些工匠并无牛顿力学可用，他们就是在无支撑的情况下建造成功的吗?所以说，我觉得，当我们谈到所谓“支撑”时，经常会不自觉地受到当代观念的影响，而实质上，说支撑，或理论支撑，其实就是提供了一种自恰的解释系统(这不同于你对席文的说法总结的“表达系统”)。在科学史上，燃素说，以太说，不也都是为当时人们解释自然现象提供了“理论支撑”吗?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像薛凤这样将宋应星及他那个时代对技术的理解纳入到更为哲学化的涉及对自然之理解的像“气”这样的解释中，我觉得确实是有其道理的，避免了我们再用后来的隐含的理解去看当时的技术问题。 江 我们之间的分歧其实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大，主要是我们对于“支撑”这个词汇的理解有所差异造成的。你举的赵州桥的例子很好，这和我以前用过的弓箭的例子堪称异曲同工：我们在先秦时代就能制造强弓硬弩，而这显然不是靠关于弹性材料的“胡克定律”来支撑的。我的意思是，我们当然同意古代中国的各项技术成就都是有理论支撑的，只不过这些理论不是现代科学的理论。 其实更直白一些来说，我想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表达或解释，就是支撑，或者至少提供了一部分支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在原则上就没有分歧了，因为我可以同意这样的想法。只不过在这样的意义上，这种支撑和西方的典型例子——比如托勒密宇宙体系对数理天文学提供的支撑——相比而言，没有那么直接和显而易见。 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能够达成共识，那我相信我们对薛凤教授《工开万物》一书的评价就更能达成共识了。她的书不仅深入讨论了我们感兴趣的问题，而且是非常富于启发性的。 刘 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思，但还需要一点不是作为“支撑”的解释：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在有些情况下也许是这样，但在另一些情况下，例如像在前面提到的中医例子里，那些基于像“阴”“阳”“五行”“寒”“热”及“气”等概念范畴的理论，已经是很系统、很完整的理论了，并且指导着实践，那就不仅仅只是表达或解释的问题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支撑”，而不只是“一部分支撑”。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点似乎是值得注意的。首先，人们在受到当代教育而形成“缺省配制”的背景下，会不自觉地持一种一元论的观点，总认为对于某个对象、某种事物的认识，只能有一种“正确”的理论，因而会把那些与自己接受的理论不同的理论当作是错误的理论。但对于“为什么只有一种理论正确”的道理，却并未有更深入的思考和论证;其次，是经常会忽视在不同的理论之间，并不一定有完全的可通约性，即不一定在所有的情况下都可以用一种理论去说明和解释另一种理论。 总之，薛凤教授这部著作，不管是不是能让所有研究中国古代技术史的人都信服地接受其观点(这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但它确实在对宋应星和中国古代技术史的研究领域开辟了另一种路径，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新思路。 （原文刊于《中华读书报》2016年4月1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