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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研院”院士王明珂先生长期从事历史人类学研究，他从“华夏边缘”出发，在田野和文献之间切换，横跨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等多个学科，透过常人习焉不察的现象揭示人类社会的本相，对大陆学术界有着深刻且广泛的影响。最近他来上海参加一个学术工作坊的活动，我们趁机请他谈谈他目前最想写成专书的毒药猫理论，看他怎么透过羌族的毒药猫传说考察人类“村寨”的一系列现象，包括举世瞩目的“伊斯兰国”。  王明珂(左一)在四川甘孜州丹巴县的巴底乡与羌族村民交流  羌族端公(巫师)在祭祀  羌族祭山活动声势浩大 首先，请您介绍一下羌族的毒药猫传说?您是在什么境况下接触到这个传说的?为何觉得它重要? 王明珂：毒药猫传说在羌族的各个村寨里都很普遍。简单来说，就是有些女人会变得有法术，到了晚上，她的躯体在床上睡觉，而灵魂就会出来，到屋里的铁三角(灶上的铁架)下面，掏出一个小口袋，里面有各种动物的毛。她抓到一种动物的毛，在地上打个滚，就可以变成这种动物，然后出去害人——通常就是把走夜路的人摔到悬崖底下去。这是一种神话传说，但也会变成当地人的经验记忆。比如，有人告诉我说，大集体时期两个村干部走夜路，遇到一匹奇怪的白马，他们就吓这匹白马，让白马摔死在悬崖底下。他们怕这如果真是别人家的马，就麻烦了，于是商量着，明天看看有没有谁家里有人出事，如果有，那就是毒药猫;如果没有，那就是真的害死了一匹马。结果第二天，真有一个村上的女人病重，后来就不治身亡了。这就不是神话传说，变成村上的历史记忆。还有一些事，人们讲起来就像是个人的经验。比如一个人说，他的一个娘娘，小孩子不舒服，她知道是隔壁的老婆婆搞毒药猫害的。她就故意问老婆婆，孩子肚子痛怎么办?其实就是向她求饶的意思，后来老婆婆就放了她女儿一马，小孩子的病也就好了。 这可以让我们思考很多问题：首先，神话、传说与历史记忆、个人经验之间的关系。其次，更值得重视的是这神话传说背后的主题：有毒的女人到处害人。这个主题，在全世界各个民族文化中都很普遍。在羌族地区我进行的是移动、多点的田野调查;不同的地方，生产方式可能有点不一样，各地的山神崇拜、弟兄祖先故事可能大部分一样，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便如此注意着各地羌族的文化表征差异，以及它们与各地社会本相，或说社会情境之间的对应关系。然而我逐渐发现，羌族每个山沟村寨中几乎都有毒药猫故事;这显示其背后有一种极普遍的社会本相。类似的故事，在湘西便是“苗女放蛊”。我在湘西曾听人们讲“无蛊不成寨”，这是说一个村寨没有放蛊的女人也不好，而我在羌族地区也常听到“无毒不成寨”这种说法。我们怎么解释两地社会这些相似的现象?是什么样的现实本相，产生毒药猫或放蛊的女人这样的表相? 更远的，西方社会中流传的女巫故事，也是这一类的传说。可见相关的人类社会情境是有普世性的。西方关于猎女巫的研究很多。我将羌族的毒药猫传说与西方女巫传说放在一起，看看是什么样的社会情境本相，产生这些神话传说，且不只是神话传说，有些女人真的成为受害者。我认为，过去羌族各个孤立的村寨人群，讲究血缘根根纯净的家族认同，村寨之间与村寨各户间激烈的资源竞争，以及因此造成人们对外界的恐惧、对内的猜疑，是产生毒药猫传说的主要社会背景，少部分女人成为解除此种紧张的代罪羔羊。许多学者对女巫的研究，也倾向于认为她们是紧张的村落生活中的代罪羔羊。在亲近的邻里生活中，大家对外界“蛮子”的恐惧，造成内部各家族群体间的不安与矛盾，化解危机的一个办法就是，找一个代罪羔羊，大家集体施加暴力于她，如此群体又能团结起来，外界压力也因此得到消解。这就是有名的代罪羔羊理论。我在田野访谈中特别注意搜集当地的毒药猫故事;对我而言，重要的不是理论，而是希望藉此了解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仇恨、偏见、猜疑与暴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