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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这就是说，要想真正做好这类研究，进行扎实的田野作业至关重要。 卡：对。我们强调：“人即是其行动。”这意味着我们对人的研究，必须要在人的行为及行为发生的语境中来展开。这种研究，需要我们回答人们正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这类问题，这是文化意义上的问题。文化意味着具有形式。传统的文化形式包括仪式、社区、村落、工作、家庭，等等。今天，我们更强调互动，比如交谈、联络、讲演等等；同时还要有内容、信息、意义，以及行动的逻辑——怎样观察、怎样讲话、怎样流动。这就是文化的系统。如果我们只有自己固定的模式，把文化现象都按照“仪式”“节日”“家庭生活”等来讨论，那只能代表我们的视角，我们的观点，而不能真正表现人们的实践。 就像我的一位同事和朋友二十多年前提出来的，“让我们跟从具体行动”“让我们跟从人”。因为他们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变化。今天，我们会说，让我们来关注在各种语境当中人们在做什么，而不是看他们要去哪里。这会让我们获得一些有关真实生活的印象，并对人们之所以要那样做有一定的理解。 六、处理好理论与经验研究的关系 安：除了扎实的调查，在我们这个领域，理论也十分重要。我知道，鲍辛格教授曾经称赞您是一位理论性极强的民俗学者，比一般同行都更有理论深度。那么，您觉得应该怎样才能更好地协调理论与经验证研究的关系呢? 卡：我认为，对所有的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的工作者来说，经验研究是重要的基础。观察人们如何行动、如何思考、如何与其他人交往互动，这是我们的重点。因为要想获得准确的印象，得出准确的分析，你必须尽可能地接近人。但这同时又意味着我们是限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因此，进一步展开理论性的探讨就十分重要。假如我们面对的只是一个很小的领域，得到的只是很小的印象，那么我们必须追问，这在更广泛、更普遍的状况下具有什么意义?仅仅描述一个地方的生活，那是不够的。它只能算我们工作的第一步，再进一步，我们还必须去看这种生活对于其他情境、其他人群、其他国家，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意义。 通过这种理论化的工作，我们就不会以自己的经验研究来断言所有人都是这样生活的，也不会轻易地把具体事象用“家庭”“空间”“家”“场所”等固定的概念来归纳，而是会探究生活方式的变异性、多样性，并且尽可能地接近现代化与当代生活。这既意味着对我们在经验研究中所得印象与分析的进一步理论化，又意味着对其他相关学科真正积极、彻底的关注。这些学科，比如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文学研究等等，都是有关生活、社会与文化研究的学科。观察它们进行理论总结和分析的过程，就会发现，它们的研究并不直接关注人，而是关注与人们相关的物品、文本或文献。而我们却是要努力以更加自然的方式来观察更多的人。可以说，在进行理论化的过程中，我们有更广阔的领域，也有自己特殊的位置。 一方面，我们要问，什么才可能是普遍性的。如果我们观察特定形式的交流、特定的文本，尤其是特定的照相方式——今天照相已经完全是自助性的，人们可以随时用智能手机为自己、为朋友、为家庭成员拍照。观察这些，我们就是在看文化的标志，它们属于交流互动的某种符号、某种核心或某种模式。它们也许还具有跨文化性质，人们不仅仅是在北京或柏林拍照，也可能会在世界任何大城市中拍摄。 这种有关象征、符号、互动与实践的普遍化问题，在今天变得更加必要。由于数字化的网络，我们每天有大约1亿张数码照片在互联网上流通，越来越多的人在阅读新闻、观看照片、与人交谈时处在一种互动的状态，大家可以同一时间与从北京到巴黎、从纽约到莫斯科的人聊天。这实在是一种全新的形势，远非16、17或18世纪的地方社会所能相比，可以说是一个高度“互联网化”的世界。 这意味着我们的民族学必须关注所有这些联系，但同时也应该找到问题的要点。我们必须既有来自民族志调查的有关当地的感受，又有全球化的视野。 安：如果我们的视野局限在过于狭窄的领域，肯定无法得出具有更广泛意义的观点。而这其实也是当前民俗学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我们许多民俗学的著作，都是对某个特定事象或个案的描述与分析，除了围绕个案本身的精细讨论，往往很少进一步的提炼与抽象。十多年来，我参加了不少民俗学专业的硕士或博士论文答辩，其中许多的论文，都是有关某个地区某一民俗事象的调查和研究。开始的时候，对这类论文，我都是从它记录、保存和展示了具有特定地方属性的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肯定它的成绩。但后来，随着看到越来越多相似的描写和讨论，我却很难再理直气壮地从那个角度去为这类文章辩护了。这种情况，现在也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同行的警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