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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口述史学的“新社会史转向”（20世纪60年代中期——70年代末期）：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出现第二代口述史学家。他们不仅将口述历史视为非传统资料的一种来源，而且利用口述历史方法来描述与赋权于那些没有文字记录的和在历史上被剥夺权力的人群，进而超越第一代口述史学家所主导的精英访谈模式而扩展口述历史的搜集范围与视野。口述历史被广泛应用于美国少数族裔史（土著美国人、非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华裔美国人等等）、妇女史、劳工史、社区史、家庭史以及性史等新兴史学领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的十几年间，美国口述史学在“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底层史观的影响下，呈现出极其鲜明的“新社会史转向”，并为其获得“草根支持者”（grass-roots constituency）的美名。 三是口述史学的“记忆转向”与“主体性意识觉醒”（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些更具理论导向的口述史学家呼吁重新思考口述历史的实践与解释方式。在这种背景下，一系列新的问题脱颖而出，其中有两个问题备受关注：（1）如何理解作为口述历史来源的记忆的真实性与主观性问题？（2）作为共享口述历史著作权的访谈者与受访者，他们各自的主体性意识以及相互关系如何影响口述历史的创作过程？我将美国口述史学的这种发展趋势称为“记忆转向”与“主体性意识觉醒”。在这种趋势主导下，口述史学在美国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跨学科性，一方面口述史学的研究与诠释视角因人类学、人种学、叙事学、文本理论、交际理论、记忆研究和文化研究等相关学科理论的影响而不断改变与革新；另一方面，它也引起了其他学科的广泛关注，在推动跨学科应用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四是数字化时代的口述史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一门实践性和操作性很强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美国口述史学的兴起与发展与现代技术的发明、创新与应用有着非常深远和紧密的联系。阿兰?内文斯直言美国口述史学诞生于现代发明与技术。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就曾指出，电话、汽车和飞机等现代通讯与交通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之间的相互接触变得更加容易，它们将逐渐取代旧有的秘密信件来往，而可能使将来的历史学家失去不可估量的宝贵原始资料。正是如此，内文斯认为随着手写记录的进一步衰退，口述历史在弥补传统文献资料的不足方面将大有可为。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个人计算机、互联网、电子邮件、网络视频会议系统、网络摄像机与网络社交媒体等计算机、通信、网络以及多媒体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化革命（digital revolution）给美国口述史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数字化技术不管存在或带来哪些问题与挑战，可是它已经成为过去20年来美国口述历史学界实践与理论思考的一个热点问题，众多口述历史学家都宣称我们正在快速步入新的数字化时代或飞跃进入新的数字化信息技术世界。而最能体现美国口述史学界在该领域所做的努力就是2012年创办并上线的“数字化时代的口述史学”（Oral History in the Digital Age，简称“OHDA”）网站以及2013年出版的美国《口述历史评论》特刊《数字化时代的口述史学》（Oral History in the Digital Age）。概括而言，数字化革命对于口述史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口述史学的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国际交流，更为重要的是，它也改变着我们记录、保存、编目、索引、检索、解释、分享与呈现口述历史的方式与内容，这些都将严重挑战以书写抄本（written transcript）为基础的口述历史的传统模式。 总之，这四种主流趋势形成与发展时间互有先后，但也相互重叠，共同构成了当代美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多元图景，当然从中也能窥见当代西方口述史学发展的基本历程与总体趋势。 记者 耿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