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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就我对保兰的粗浅了解，他并不是一位公认的理论家。他有着丰富与多样的人生体验，他不仅是一名作家和小说家，也是批评家和编辑。二战期间，他是帮助犹太人流亡的重要联络人，过着危险而崇高的生活，也因此和当时的法国思想界与文学界关系密切。人们对他的认识往往止步于此了，有趣的是您刚才谈到他是解构主义的“先知”，您能深入谈谈您对他的理解吗? 兰德：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有大量不曾出版的书稿：首先，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作品很难懂，人们再怎么努力也很难领会。其次，他不需要通过出版作品给自己带来名声与影响力，他作为一名编辑和组织者，早已为人所知了。比如，普鲁斯特创作速度飞快，想到哪写到哪，会犯许多拼写和语法错误，当时法国只有一个人能读懂并修改他的作品，使其能顺利发表，这个人就是保兰，普鲁斯特曾写信给他，感激他拯救了自己。保兰是著名的伽里玛(Gallimard)出版社的编辑，人们带着自己的手稿去找他，请求帮助。他的洞察力和理解力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能力，他真的不需要为自己摇旗呐喊。保兰1968年去世，解构一词出现于1973年，假如他知道了这个词，一定会被它逗笑的。但事实上，他在20世纪20至40年代的写作却与德曼和德里达有关——他们都在处理一个技术问题：你如何阅读文学作品?德里达和德曼给出了重要的范型，可神奇的是，这种范型已经被保兰预见了，只不过我们所谓的哲学语言、批评论调很少在保兰的文章中出现。因此，当你读他的著作，却不把它当作理论，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他哲学功底深厚，与很多哲学家有交往，但他知道如何不用术语写作，不愿用哲学密码给读者下圈套。到处都是哲学，问题是，你是想要学会它的语言，还是想要吸收它的思想、做出不一样的东西?保兰就是后者。 曹：您这次来北师大做系列讲座，着重分析了他的一篇名为《诗之钥》的文章，其中主要谈论了诗歌中的“神秘”之物。但就读者的一般心态而言，谈论文学的“神秘性”似乎并不新鲜，同时它字面上也呈现一种封闭性和排他性。 兰德：我读过他出版的所有文字，读得很仔细，还翻译了一些。我向你保证，这是一篇内涵极为丰富的文章，简单来说有两个原因。首先，它很难，保兰没有欺骗，没有跳过环节，你必须非常专注地阅读它。其次，它非常神秘，甚至有些怪异。他同时做了两件事，引入数学的定理，这关系到科学;然后他又用了“神秘”一词，这关联着语言。他所做的是把科学和语言联系起来，告诉人们这是一件事。读者必须非常努力地读它，按照保兰的愿望，读者必须克服自身的坏习惯。注意这篇文章的名字，不是诗歌的神秘之物，或神秘之物的钥匙，而是诗歌的钥匙，他用“神秘”，是以一种半技术的方式来描述我们读诗歌时所出现的问题。如果你读这篇文章并假设自己已经懂得这个词的意思，这对于你理解保兰完全没有帮助。你必须仔细耐心地读这本书，然后你就会明白，文学是如何运作的，这是保兰和读者之间的协议。他在文中谈到，我们对“神秘”有三个误解：我们认为它是要解决的问题;它很少见;它被黑暗所包围。他告诉我们的恰恰相反，神秘不是要解决的问题而是语言自身的事实。我们之所以感觉不知所措，因为我们都把神秘看错了。从这个错误中可以认识到，他所说的是语言，语言中有一种特质叫作“神秘”，它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并不罕见，因为语言随处可见。另外，该神秘之物并非晦暗不清，因为它对我们开放，我们尽管对此一无所知，却总能体会到语言有多么奇异。有趣的是，他在这本书里提到的各种事物，文学、政治、美术，他都会用“神秘”，这让读者感到困惑，不想去研究“神秘”之物。他知道这一点，他总是催迫着读者：如果你不明白“神秘”，你就不会懂我写的东西。 曹：保兰用“神秘”一词整合与表述思想，我们以为它不过如此，就往往不去细究;而德里达创造一些新奇的词语吸引人们的注意，诸如“增补”(supplement)、“延异”(différance)，直接告诉我们它很特殊，我们就会花很多时间去研究，这大概就是读者阅读的惰性吧。 兰德：更有趣的是，德里达最重要的书是关于法国哲学家布朗肖，诗人弗兰西斯·彭热，作家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这三位作家其实都深受保兰的影响，他发现了他们，为他们编辑出版，提供思想资源，他们对他心存感激。阿尔托还受到保兰的资助，保兰对他们的文学了如指掌。但德里达为什么不知道保兰?这也是一个“神秘”之物。谈到读者的惰性，从我19岁开始，我所做的所有事情是——发现自己的自以为是，不懂装懂——必须倒回去重来。我想如果耐心可以带来欣慰的话，它就是可以培养的。当然起源是好奇与渴望，然后你想懂得越来越多，这成为一种幸福。我们在讨论一位非常特殊的作者，保兰和所有人都不一样，人们读他的时候总是心存怀疑。不过，你要知道，他不会犯别人常常犯的错误，他拥有极为有力的批判性头脑;其次，你可以尽可能多地读他的东西，你就会弄明白他是怎么想的。然而你会面临这样的状况：你以为自己了解，然后继续前进，但你可能之后发现你并不了解，你得善于自嘲，允许自己再来一次。可惜在学术领域，你这么做不会受到鼓励。当你遇见了这个人，你就要付出时间的代价，当你想到可能因此受到惩罚，就会不由自主地计算代价。所以，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得有坚定的信念。 曹：这很难，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去努力。 兰德：他们做了他们的，现在轮到你们了。对你的儿孙来说，不论你是老了还是死了，你都会变成他们的未来，他们会读到你的书，受到心灵的震撼。 曹：比如保兰，他可以成为我们的未来。 兰德：绝对如此，可能不是你们唯一的未来，但他在那里等候着事情发生。 曹：对中国学者而言，我们很努力，试图把握和理解西方思想。但这非常困难，因为东方和西方是那么不一样，甚至翻译都无能为力;同时，我们也会为自己的位置而感到困惑——在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怎样才能顺畅地借鉴和吸收西方理论? 兰德：可想而知你们有多困难，四千年的思想和传统，是很丰富和深远的，但就我的观点来说，你们是你们。至少，研读保兰能更好地帮助你们理解中文。德曼懂四种语言，德里达懂法语、拉丁语、英语，保兰是位语言学家，他的中文很好，曾以为法国政府会将他外派到中国，但其实去了马达加斯加，并学会一口流利的马达加斯加语，而这事实上对他后来理解语言有非常大的帮助。 曹：您一直致力于翻译法国思想，这些年专注于保兰的研究，甚至把家搬到了巴黎。您的这种学术选择和研究志趣是如何形成的?能和我这样的后学分享一下吗? 兰德：(笑)我受过很好的中学教育，一路走到明星学校，向明星导师学习，他们说，如果你足够努力，你也能成为耀眼的明星。但到了半路，我变得非常紧张和焦虑，我不想成为明星。明星在天空闪耀，就像太阳一样，人们看着它，为之惊叹。但它没有其他功能，它就是一件漂亮东西。在大学里当一个明星非常酷，人们围绕着他。可你看大多数明星的工作，只不过是维持迷人的光芒罢了。他们不必思考，只是放出光彩，一边思考一边当明星极其困难。绝大多数人当不了明星，你可能会成为一名在云南、新疆或青海工作的教师，这是给你的工作。我在阿拉巴马州工作，那是美国最穷的州。一开始你会很灰心，觉得自己做了错误的决定。但并非如此，那是一个好地方，你可以和学生相处在一起，教他们如何使用语言。学术的亿万富翁可以在幼儿园找到，比如在澳大利亚一所中学里教书的维特根斯坦。他说，我不要做明星，我也不要像我父亲一样有万贯家财，生活却一团糟，我的哥哥自杀而死，我期待我的学术热忱可以自由生长，而最好的地方就是中学。至于保兰，他所给予我的信念，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因此，所谓的学术选择，不过是我们如何生活。 曹：您的学术理想让我非常感动，也特别受益。谢谢您拨冗接受访问!也感谢您向我们介绍了保兰，希望在这个寂静而浮躁的时代里，我们也能像您一样找到并相信自己的未来! 注释 [1]Jacque Derrida, Signéponge/Signspone, trans. Richard Rand. (New York: 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这本书根据德里达1975年所做关于诗人彭热(Francis Ponge)的讲座记录修改而成。该译本为英法双语对照版式，德里达在书中详细阐述了自己对“签名”的哲学思考。 [2]Jacque Derrida,“Mochlos: or The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 In R.Rand (ed.) Logomachia, or The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2) 在该文中，德里达通过康德的《学院的冲突》一书，探讨了大学哲学专业的学术自主性，重新思考了当代大学的责任。 [3]JeanLuc Nancy, Corpus, trans. Richard Rand.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8) [4]这本书是保兰的文集Le Poète et la Poésie (1944)，后文提及的《诗之钥》(Key to Poetry)一文便收录于此。参阅Jean Paulhan, On Poetry and Politics, trans. Jennifer Bajorek & Eric Trudel.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8) （本文原载于《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7期“思想现场”栏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