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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把寻找现代中国民俗学源头的路径放到西方，追索到德国的格林兄弟、英国的汤普逊等。德国格林兄弟在一百多年前对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确实功勋卓著，对于西方民俗学的发生起到重要作用。差不多同时，英国学者汤姆斯发明了“Folklore”一词，标志着民俗学的诞生。从那时到现在，有一百五十年以上的时间，但是不到两百年。对于现代中国民俗学的发生，人们追溯到1920年“歌谣研究会”的成立和后来《歌谣》周刊的出版，就算从1918年开始搜集歌谣开始，也是连一百年都没有的。中国民俗学的历史为什么被确认得这样短呢? 后来学界把现代民俗学的发生时限提前了，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刘锡诚先生都不约而同地把现代中国民俗学的滥觞提前到晚清，并确认在1903年，即以蒋观云发表在《新民丛报》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作为标志，认为蒋观云不仅开启了中国神话学之路、中国民俗学之路，同时也是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论先驱。这种见解的提出不同凡响，前辈已经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与近代思想的隔阂打破了，让我们看到现代学术思想与近代思想之间的无间断的关系。而我们过去总是从“五四”开始谈论现代思想文化的进程，感觉现代文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打破现代文化与近代文化界限的意义最重要的一点是：现代中国学术不都是外部传来的。假如我们翻看很多的中国现代学术史，几乎都要追溯到希腊、文艺复兴或者是近代欧洲，这种表述有些是有道理的，比如计量类的学术研究，统计类的学术研究，相关经济学的研究，相对纯粹的对于外国文化的研究，这个真要去外国寻找源头，学术需要这样开放的胸怀。但是，人文学科的相当多的门类，其实是发生在中国的学术背景下的，发生在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下的。将学术史研究从五四这里一刀割断，割断的不仅是学术文化史，而且会误读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那当然就忽略了本土文化的价值。学术史不仅仅是学术历史资料的堆砌，更是现代学术发展的根基，岂可儿戏? 中国民俗学的学术史研究，要立足于中国的民俗实践。中国民俗学有四个重要的节点，颇类似中国历史的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也就是说，中国民俗学有四大学术来源。蒋观云先生是站在传统与现代转折关头的重要人物，我们要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来理解蒋观云先生的学术追求，就会发现其不同寻常的意义。 中国民俗学的第一个来源是中国五千年的民俗实践与民俗观念。民俗是中华民族凝聚认同的文化资源，是社会管理、国家管理的重要资源，也是民众生活的准则与生活幸福之道，所以历代王朝统治者及其地方官员都会把风俗建设作为管理的重要内容。孔子与儒家的观风知俗与入乡随俗等思想，老子与道家的安居乐俗与因风顺俗思想，法家的移风易俗与整饬风尚的思想等，都是中国社会管理的的重要资源。当然古代各家的风俗管理思想是相互影响，最终是综合融通的。中国传统民俗思想是风俗控制与顺应民情并存的思想，其管理实践是欣赏与改造相统一的方略。与此相关，文化知识体系调动了强大的力量，来调查书写民俗表现与民俗规范。如《诗经》，是民歌搜集、抢救性保护、研究、创作与传播应用的典范，是风俗建设的综合性教材。然后是《礼记》这样的婚丧嫁娶的规范性文献。这就是儒家的“六经”，涉及歌谣(《诗经》)，音乐(《乐经》)，占卜(《周易》)，神话传说(《尚书》)，日常规范(《三礼》)和历史叙事(《春秋》)等，这些都是风俗建设的教材，国家公共文化认同的文本，这就是“尚同”，拿高端文化高雅文化提升礼仪之邦的境界，因此在人类文明之林中立于受尊敬的地位。 古代仁人志士提出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就是在这样一种知识体系下的社会建设和心灵建设目标。中国传统民俗除了“尚同”、“尚一”这样的理念外，同时存在着“尚多”、“尚众”的主张，于是有丰富的地域风俗的书写与建设。最早从《吴越春秋》《越绝书》开始，到《荆楚岁时记》的编纂，地域风俗书写的著作蔚然成风。晋唐使用了“风土记”一词并形成一种文体，于是后来 “某某风土记”便成为地方民俗书写、地方文化认同的重要圣典。举凡当地重要的景观桥梁寺庙，重要的特产风物，重要的乡贤大德，都被记载着，同时通过仪式行为在民间传承。所以古代国家与地方是和谐的，并不是像有人说的古代中国是大国家小社会。 这样的传统是美好传统，但是有时这样的传统丢失，就会呈现出伤风败俗的局面，就会世风日下，国家也就衰败了，近代社会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中国民俗学思想也随之进入到近代社会。这个时期大家很清楚，列强侵略，国将不国，救亡成了头等大事。而救亡就必须唤起民众，就必须通过民俗来发动，这便是近代的民俗学的核心问题。黄遵宪、梁启超，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重要人物，都是民俗发动社会改造、新民树人的主张者与实践者。蒋观云与这些大师一起，站到了社会改造、新民树人的前列。 蒋观云对于民俗研究来说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多少年过去了，人们关心的主要还是那一篇《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的小文章。对于蒋观云的其他方面的贡献，甚至就是民俗学本身的贡献，我们都是知之甚少的。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看蒋观云与同时代交往的那些人物，与其过从甚密的梁启超，现在的研究和关注，知网上以其姓名为题的文章有2000多篇。蒋观云是近代杰出诗人，人称其与黄遵宪、夏曾佑为“诗界三杰”。知网上以黄遵宪题名的文章有600多篇，以夏曾佑题名的文章也有40多篇，但是，蒋观云的研究文章，以其名为题的不到10篇，蒋观云在民俗学学科的贡献方面要超过前三位，如此被人冷落，相差有多大啊!这说明一个问题，学界对于中国近代民俗及其观念的研究是不重视的。 中国近代的民俗思想，有两个重要内容，第一是传统的文化救世观，如同汉代应劭编纂《风俗通义》那样，有强烈的文化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应劭说：“今王室大坏，九州幅裂，乱靡有定，生民无几。私惧后进，益以迷昧，聊以不才，举尔所知，方以类聚，凡一十卷，谓之风俗通义，言通于流俗之过谬，而事该之于义理也。”这就是辨风正俗，传承文化。蒋观云说，要用神话和历史来养成国民之性，因为神话和历史可以“增长人之兴味，鼓动人之志气”。这些观点，与传统的诗教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如《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不就是鼓舞志气吗?至于古人说辨风正俗乃为政之要，而蒋观云说人心风俗为国家万事之本，都可以看出，蒋观云是站在深厚的中国传统的民俗观上发言的。 近代民俗思想的第二个内容是中外文化民俗的比较观念。即强调中国的农业社会的静态风俗，西方商业社会的动态风俗，当然这里面就有高低之别了。这也是中国社会危机的一种民俗视角的解读，农业社会扛不住商业社会的冲击。这是近代思想家普遍的看法，觉得中国社会要变革，必须改变农业社会的观念，改变风俗习惯，变得有活力，更加开放，更有商业意识。这是蒋观云等那样一辈人的主张，风俗建设是用来救国救世的。 到了五四以后，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现代民俗学发展时期，即中国民俗思想的第三个时期。人们不再认为风俗可以救国救世拯救民心，传统风俗被认为是害人的东西，仁义道德是吃人的魔鬼，是封建迷信。大家似乎要挥起手来，把传统风俗一扫而光。正当那些五四斗士准备把传统全部扔进垃圾堆的时候，赶上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抛弃中国文化传统，这正是殖民主义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严峻的现实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估量民俗传统的价值。闻一多先生，顾颉刚先生，这些曾经的反传统的学人一时转变成为传统的捍卫者，成为文化的守护人。他们的守护，还使用了创新性思维，如闻一多的系统思维。民俗学在他们的批判与建设中建立了一些自己的规范。可是，那种传统批判后来卷土重来，如文革的粗暴的传统否定，新时期前期国门大开，民众感受到国家经济落后，产生了极度自卑情绪引起传统再否定。这时的民俗学一度竟然被关闭了。新时期民俗学复兴后学习西方和日本的一些小清新的民俗研究，与现实的关系越来越远。这样的状态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末。 新世纪以来，中国民俗研究进入了第四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民俗学开始重新担当民族精神唤起，社会治理，文化传承，经济发展的责任。近代社会的思想家的民俗思想遗产重新得到重视。与现代民俗学不同，当代民俗学是社会文化的传承者和建构者，也是社会经济的推进者，这便穿越百年岁月，与近代思想家隔空对话了。蒋观云就在这样一种语境下进入到当代民俗学研究视野中。 游红霞博士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即以蒋观云的民俗思想作为学位论文，这是民俗学界第一次对大家认同的现代民俗学的开拓者的专题研究。我们知道了蒋观云不仅仅只有那么一篇《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的小文章，他还有《中国人种考》这样磅礴大气的人类学的开拓之作，而这种开拓又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国神话资料来立论的。其关于黄帝西来、炎黄大战的分析，都是开拓性的成果。蒋观云的《海上观云集初编》，立足现实，提出强国新民的主张，都是大格局的民俗应用的华章。迄今为止，游红霞是对于蒋观云研究发表论文最多的青年学者。现在，她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展成为一部关于蒋观云学术思想的探索之作，这是难能可贵的。游红霞以大量的蒋观云与同时代当事人书信往来与著作为依据，为蒋观云的生平划出了一个清晰的轮廓。同时对于蒋观云关于社会改造，风俗批判与建设主张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讨论，陈述了蒋观云学术思想的复杂性和立体性。比如关于“中国人种西来说”，蒋观云最初是相信并鼓吹的，但是后来逐渐转变成了一个西来说的批评者。这其间并不一定是科学证据的发现，而是人文观念的转变。因为这一学说在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地从科学讨论变成了政治话语，是一个动摇中国文化根基的话题，所以蒋观云便从一个中国文化的尖锐的批判者转为维护者。但是过去有的学者仅仅根据蒋观云的某些著作的观念分析，便产生了对于蒋观云学说的片面理解，而游红霞博士对此作了很好的辩证。 蒋观云的著作迄今没有出版全集，大都散见于近代的一些发黄的报刊里，这对于一般研究者是极为不便找到的。游红霞在读硕士期间，即将这些论著搜集在一起，以便伺机出版。虽然迄今为止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蒋观云全集，但是这些资料为她对蒋观云学术思想的研究积累了很好的认知基础。对于蒋观云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要达到深入理解还要下很大的功夫，对于现在的青年人来说困难就更大。但是万丈高楼平地起，游红霞博士迈出了坚定的第一步，无论其中有多少不足，我们都要予以鼓励，都要予以喝彩。 开展对于蒋观云学术思想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近代学人的民俗观念与现实关系更加紧密，其改造社会的愿望也更加强烈，这都是我们当下所需要的精神和境界。因此，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近代民俗研究的行列。 让我们从近代前辈那里吸取营养，滋养当代民俗学茁壮成长! 2015年9月15日于海上南园 原文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1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