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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讲，跨学科研究，即打开现代学科划分形成的学术研究壁垒，以开放的学术视野进行学术研究。这无疑是应提倡的。但是，从近年的学术活动趋向来看，全局化的“跨学科研究”也出现了对中国人文社会学科学术研究具有导向性的弊端：一是一切人文社会学术研究的“跨学科化转向”的压力，形成了“不做跨学科研究就没有学术出路”的学术意识形态；二是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对人文社会学科研究方法的压力，形成了“跨学科研究就是在人文学科研究中引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学术意识形态。因此，在探讨人文社会学科的新发展途径的时候，我们应当有针对性地检讨所在学科的“跨学科研究”观念的误区。 美学的学科属性决定了它似乎天生就是一种多学科综合的“跨学科研究”的学科。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大概就历时性地演绎了美学与从自然科学领域到社科领域的诸多学科的姻亲关系。这个过程的起点，当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上马的“技术美学”；它的终点（以眼下为界），就是时下方兴未艾的“生态美学”。25年以来，美学与多学科结缘的“跨学科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它们充分展示了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活力和美学学科对多种学科的广泛渗透力。因此，我们应当肯定当代中国美学的跨学科研究活动。但是，如果我们对20多年来中国美学的成果做具体的学理考察，就会发现，中国美学的研究同样受到了当代中国人文学术“跨学科研究”的两个学术意识形态的钳制：“跨学科转向”压力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压力。这两个压力，一方面形成了当代中国美学与其他领域学科的强制性联姻学术生态，另一方面形成了当代中国美学向非人文的科技领域泛化的趋向。美学与其他学科的强制性联姻，在形成成果丰硕的学术局面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批血气不合的半成品；而美学向科技领域的泛化造成的繁荣景象却是以美学捐弃它的人文特质为代价的。比如，目前时兴的“生态美学”，就在美学是“为人的存在还是为生态本身说话”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这个“死结”之所以产生，归根到底，就是被科技化的美学面对它的基本人文课题时的无能为力。 跨学科研究对于一个传统的基础学科，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跨学科研究拓展了基础学科研究的理论视野、丰富了它的研究途径，因此，为传统基础学科注入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跨学科研究又会不同程度地造成基础学科的重心位移，从而使传统基础学科为其“新兴”付出自我泛化的代价，甚至面临自我消解的危机。就美学而言，这种学科泛化的转向实际上已经影响到“美学”这个范畴存在的合法性。当前我们面临的实际情况就是，尽管25年来各种美学论著已成洋洋大观之势，其中内容渗透到当代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无论是美学界自身的学者，还是业外人士，都感受着“美学的低谷”和“美学的边缘化”，换言之，面对当前转型和快速变化的文化生活，美学已经变成了一个疲软无力的“失语者”。因此，虽然美学作为一个国家认定的“二级学科”还存在，但是“美学”却成为一个没有现实针对性、因而也没有理论生机的学科代名词。 美学的学科泛化（“去中心化”）转向的原因，除了它内在的“跨学科研究”压力的作用外，还由于当代中国人文学术整体向“文化研究”（“文化批评”）转向的作用。“文化研究”在20世纪西方兴起，本身是具有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强烈的人文批判动机的。但是，它被引进中国之后，很快演变为描述当代中国文化转型和高速变化的一种跨学科的文化叙事学。美学则相应地被置换为泛审美文化的叙事学，它的主要职能是描述日新月异的泛审美文化现象（大众文化），而不是对之作美学的，即审美哲学的解析和阐释。换言之，作为文化叙事学的当代美学，只能给予我们关于当代泛审美文化的现象，而不能为我们提供这些现象的意义。然而，美学的根本价值就是要为我们提供关于审美现象的人生意义。 实际上，美学是在哲学与艺术的交汇处揭示审美现象的人生意义的。在根本上，美学是哲学对艺术进行的一个创造、发现人生意义的活动。阿多诺在他的《审美理论》中将美学的意义归结为：艺术品在本质上是自我超越的——它总是向人呈现比自身更多的意义，因此艺术需要哲学。美学的学科特性，归根到底，就在于它是哲学与艺术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这个学科特性也就是美学的学科基点和核心所在。这就是说，美学既不只是描述性地展示艺术品的内容和品质（如此，它就只是艺术学），也不只是抽象地表达关于人生的思想观念（如此，它就只是哲学），而是在对艺术的审美体验中哲学地思考人生世界。进一步讲，美学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艺术地生存于世界中的精神哲学。一位西方学者曾这样评价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康德在这部现代美学的奠基之著中，追寻的是人本身在世界中的位置，他告诉我们“人”居于自然与理性相结合的审美直观（情感）的位置上。康德这个思想，不仅将美学对艺术的理解深入到人类自我意识的根本点上，而且推进了整个现代人文意识的发展。在康德之后，从席勒、谢林、黑格尔、马克思、尼采，直到20世纪的海德格尔、阿多诺，都是在哲学与艺术的结合中展开关于人生意义的美学追问的。他们的美学理论，无疑是关于现代生活与文化的深刻揭示和具有伟大启示力量的言说。 在中国古典美学传统中，哲学与艺术的结合始终是一条薪尽火传的主线，而且正是在这个主线上形成了中国美学卓绝斐然的审美—艺术精神体系。中国哲学关于人生世界的形而上体认，汇集于“道”这个核心范畴，中国古典美学也正是以“道”为核心展开的。刘勰的《文心雕龙》首篇《原道》云“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人文之元，肇自太极”。这就是说，万物都是原于道，是道的表现，“文”也原于道，是道的表现。没有这种对中国关于“道”的哲学精神的深刻领悟，是不可能把握中国传统艺术的独特精神品质的。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讨论中，一度流行“中国艺术重表现，西方艺术重再现”的说法。这真是中西传统艺术的基本差异吗？认真考察中西艺术的历史发展，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是未能深入到中西文化各自特有的宇宙、生命意识中，即缺少中西哲学自觉而产生的对中西艺术差异的皮象之见。实际上，宗白华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精辟地揭示了中西艺术的本质性差异在于：中西艺术分别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把握和表现宇宙生命形式。宇宙是无尽的生命、丰富的动力，但它同时也是严整的秩序、圆满的和谐。“和谐与秩序是宇宙的美，也是人生美的基础。”西方艺术从物质结构、数学天文出发，把握宇宙存在的数理性的秩序，因此西方艺术偏重于完美和谐的形象的创造。中国艺术则从生命运动的直感出发，领悟宇宙运动的节奏和韵律，因此中国艺术努力表现一个具有音乐意味的、时空合为一体的宇宙。把自我的生命投入到宇宙生命的整体运动中，体会和表现这个运动的深远意蕴，则使中国艺术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对意境的创造。 美学的本质就是哲学与艺术的跨学科研究。在此基础上，美学也可以并且需要展开多方位、多层次的跨学科研究。但是，为了保持美学的学科特性和美学的文化机能，让美学对人生世界产生真正有意义的言说，美学的跨学科研究就不能丧失哲学与艺术结合的这个基础，而且必须自觉回归这个基础。这是我们反思当前美学跨学科研究误区应当得到的一个结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