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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晓萍教授，曾师从被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的钟敬文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又曾担任钟老的学术助手。2002年，钟老逝世之后，她与学术同道一起思索着中国民俗学等学科的未来与前景。同时，她又是在田野跑得勤、走得深的学者。一提到“田野”，耐人寻味小故事与学术体会迸发而出，令人感受到田野的魅力。 田野与民俗学 中国社会科学网：钟老自称“五四”之子，是广受敬仰的学者。您这一代民俗学者与钟老那一代之间，在学术上有哪些关系? 董晓萍：钟老自称“书斋学者”，我走向了田野。我出的很多书也都来自田野。我认为，这是民俗学的学术传承和发展之使然。而田野作业在深层上对民俗学的性质、理论和方法带来的思考，对她的促动是深刻的。 首先还是继承。我因为跟钟老工作的关系，在毕业后还会受到“继续教育”。我可以请教他在课堂上不讲的东西，包括以口头传统为主的民俗搜集理论与口头性资料搜集技术。他在青年时代，抗战前线、香港教书和上世纪50年代到北师大、北大、辅仁教课的时候，都亲自做过调查搜集工作。现在他怎样认识这个问题?有哪些新的看法，我想知道。我们这批人，在恢复高考后上大学，有机会在学术开放、思想解放的社会氛围中，跟他反复讨论这些问题，理解他的思想，加深国情意识，发展我的认识。这可能又是我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 其次是变化。我认为，民俗学者走田野，不等于不要历史文献。但要区别现代民俗学史上的“历史化”、“历史性”和“历史过程”的不同概念。中国学者搜集采风的选择古代就有，现代也有，各学科都有，不止民俗学。但以往做田野大都是“历史化”和“历史过程”的事件。西方同行也有这种经历。现在做田野，民俗学要研究民俗的“历史性”。因为有了“历史性”意识，才能了解民俗怎样成为各国各民族主体文化的必然成分。汤一介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20世纪后半叶，在反殖民反霸权的世界潮流中，各国各民族通过自己的特有文化，包括哲学、价值观和民俗，确立各自的多元文化的价值观，取得群体认同的独立性。我想我说的“历史性”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这种“特有文化”，包括民俗在内，不是我们以往认为的历史本身，也不是学者做学科的历史化手段，至少不完全是这样，因为这样做，会把学者的概念强加给民俗和民众，会由学者替民俗和民众“翻身”、“特色化”。结果干了一阵，以为民俗变了，没想到民俗又回来了。民俗学要研究的民俗是它的“历史性”，这是一个动态的，镶嵌着历史模式的、又随着日常具体社会变迁的、能与自然对话的、能在现世和超现世的神灵网络之间协商的大知识系统。这个“历史性”不受时间的牢笼。它是一种有超级长度的文化类型，为特定社会群体所固有，在他们的思维模式中，在他们的行为模式中，在他们的物质产品和社会组织模式中。它们与上层文化互补。以往“历史化”和“历史过程”的研究将之视为上层文化的对立物，这是政治、经济、阶级的视角。要不要解释?要解释。但解释了以后，你会发现，它还在“灯火阑珊处”。这种“特有”，要到田野去找。历史文献不是没有记载，但很少，不全。已有的少量记载，写了它的形貌，没写它的民俗含义。我们去田野找什么?就是找我们祖先创造的、依然活着的这种“特有”，找识别自我也让世界识别我们的文化独立身份，找社会协同发展中另一个潜在的互补系统。 中国社会科学网：那么，如何认识民俗学与田野的关联? 董晓萍：我认为，至少从目前看，民俗学对田野作业的作用，可以大体先说三点，一是民俗学研究民俗志，这本身就要在田野中找机会和找发展;二是可以在民俗学理论的支持下，重构历史文献系统，补充不为文献所记载的特有民俗文化，建立另一个文献系统，我称“文献民俗志”;三是民俗学所承担研究的另一个人文与自然和谐绵延的动态资源系统，在高科技的造福与威胁并存的时代，它被田野追着消失，它又被田野捧着挽留。我刚才说了，民俗学和“非遗”理论之所以联手，是因为它们的对象都是一种连续文化同一体。民俗学的性质让民俗学者去指出这个连续文化同一体，指出它的“历史性”。 我认为，“历史性”的提出，民俗学前辈已打了基础。但现在才能看得更清楚。民俗学的研究，只要与“历史性”分不开，就与社会问题分不开，就与普通人的生活智慧分不开，就与民族文化主体性分不开。 田野与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网：刚才您说到历史性、历史化等，那么历史对民俗学意味着什么? 董晓萍：我真正认识民俗学是通过历史学。1980年代末，美国历史学家欧达伟(David Arkush)教授来找钟老合作，钟老派我前往。这种合作持续到2005年。我们在研究历史文献和田野作业的基础上，共同撰写了《乡村戏曲表演与中国现代民众》一书。这次经历让我认识到，田野作业不是寻找历史文献的另一半隐型文字，而是重构民众的精神世界，而且需要从民众的角度重新建构。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学者需要转到民众的立场才能发现这个世界。 1997-2003年进行的华北基层社会水利研究是又一个转折点。这次工作历时6年。法国历史学者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到北师大拜访钟老。钟老认为他提出的水利问题有价值，同意他们要求我合作的邀请。我们最后出版了合著《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在这本书中，我们以民间用水观念为社会运行支配因素，考察村社节水自治组织在几百年干旱的恶劣水环境中，建设团结节约的小康示范点个案。我们去了山西和陕西的2省3县155个村庄，我和学生背着矿泉水箱子，爬上晋南的缺水山村。当地没水，拿什么泡茶?他们把土渠的水烧开一杯，放上红糖，递给客人，就是表示最大的敬意，自己不喝。就是在这样一方土地上，却有着严格的节约用水制度，生产活跃，社区和谐，人民乐观。很显然，这是另一部历史，是需要民俗学的理论、田野作业的实践，才能写作的历史。通过这个个案，我们对马林诺夫斯基在他的田野中产生的文化功能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