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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實踐 今天，人們往往把中國歷史學者的歷史人類學研究與“華南研究”直接掛鉤，而所謂“華南研究”，在被日後的論者視為某種社會史研究範式之前，是若干個研究計畫，以及由此形成的鬆散的研究群體。 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蕭鳳霞（Helen F.Siu）、科大衛、王崧興和華德英相繼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學，開啟了一些地方研究計畫。在這期間，蕭鳳霞在北京、上海尋求合作夥伴未得，便與中山大學的青年教師劉志偉、陳春聲合作，在廣東中山小欖等地進行田野研究，科大衛也同時開始在珠江三角洲開始進行地方史研究。 1988年，科大衛主持“珠江三角洲傳統鄉村社會文化歷史調查計畫”，與中山大學劉志偉、陳春聲、羅一星、戴和等合作，在珠江三角洲地區開展田野調查。 1991年，華南研究會在此基礎上成立。同年，時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的陳其南主持的“華南傳統中國社會文化形態研究計畫”（簡稱“華南計畫”）啟動，這個計畫的目標在於“結合人類學的田野研究和歷史學的地方文獻分析，針對華南幾個代表性的地區社會，分別從事幾個主要社會文化層面的深入考察，嘗試透過當代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對中國傳統社會的特質提出一些屬於本土性的觀點。” 與此同時，經由武雅士介紹，臺灣中研院民族所開始與廈門大學人類學系和歷史學系合作。 自1989年起，在武雅士、莊英章和楊國楨主持下，斯坦福大學、臺灣中研院民族所和廈門大學合作開展了“臺灣與福建基本民族志調查研究計畫”，用三年時間對閩台兩地二十多個縣市進行民族志資料的採集與研究，舉辦了三次“閩台社會文化研究工作討論會”； 自1994年起，又開展華南農村社會文化研究，在上海、福建、江蘇、浙江四省市調查了16個村。特別是鄭振滿與加拿大麥吉爾大學丁荷生（Kenneth Dean）自1984年起，就一起開展田野調查、觀看儀式、收集文獻，隨後進行了“閩台道教儀式與民間信仰研究”計畫。從1993年開始，兩人合作對莆田平原儀式系統進行調查研究，並於2010年出版了成果。 他們的合作，把歐洲漢學的宗教研究傳統，與傅衣淩重視民間文獻和鄉族組織的傳統結合了起來。 這些有合有分的研究，導致了1995年科大衛在牛津大學召開的閩粵地區國家與地方社會比較研究討論會。這次會議可以說具有方法論提升的意義，此後這個團隊的學者開始比較自覺地明白自己所從事工作的目的。 他們試圖通過對珠江三角洲、潮州地區和莆田地區的社會文化特徵以及歷史進程的比較研究，考察不同地方社會面貌與歷史上文化建構的關聯，追問不同時代的國家（中國）究竟是什麼。 同年出版的《紮根鄉土》（Down to Earth）一書所展現的思考展示了後來歷史人類學的幾個基本視點，即不將區域作為一個固定的地理範圍，而是看作一個有意識的歷史建構過程，並且認為這種建構可以透過與建構相關的文化表達加以把握。市場網路和行政結構並非塑造文化的獨立變數，它們與文化意涵在區域認同的發展中相互纏繞。 1990年，梁洪生因到廈門大學做中國經濟史的訪問學者，從此在“思想和方法論上發生了革命性的轉變”，1992年他開始參加莆田地區的田野調查。 邵鴻則自先秦兩漢經濟史轉入鄉村社會研究，他們對樂安縣流坑村的考察開啟了江西區域社會史研究。 趙世瑜則在同一時期獨立展開了華北廟會的調查研究，並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結識了科大衛、陳春聲、鄭振滿等之後，開始了對北京東嶽廟及妙峰山、丫髻山碧霞元君信仰的碑刻調查。特別是他在攻讀民俗學博士學位之後，與人類學者、民俗學者有了較多的交流與合作，在不同的傳承系統之下產生了與華南研究的共識。 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以閩粵為中心的華南研究開始匯入了來自華北和長江流域研究的支流，並成為日後在中國各地開展歷史人類學研究的基礎。 正是在與人類學者的合作與互動的過程中，社會史研究悄然出現了從制度取向到文化取向的轉變，而這與國際學術界由於人類學影響從社會史和舊的文化史中衍生出“新文化史”同出一源。 陳春聲最初研究的是清代廣東的米價，他始終把物價問題放在社會經濟整體中加以考慮，與貨幣結構、倉儲與社會控制等問題聯繫起來考察。劉志偉的早期作品是關於明代戶籍賦役制度的研究，他將戶籍放在地方社會運作中加以理解，從而揭示了戶從人丁事產結合體轉變為納稅帳戶這一制度轉變為社會轉型所提供的可能性。鄭振滿雖然早就聚焦於明清時期福建的宗族，但與日後相比，還是更加側重于作為社會組織實體的宗族制度及其不同形態。趙世瑜的早期研究則是明清的胥吏，力圖把這一群體從制度史的框架中帶到社會分析的框架中去。 但進入90年代，他們的研究主題幾乎全都轉向了寺廟、民間信仰、宗族、族群等等人類學研究中最常見的主題，更加強調文化象徵的解析和文本批評，這是討論這一研究取向的學術史時必須注意的一個重要轉向。 但此時“歷史人類學”還沒有成為這群學者研究取向的正式標籤。儘管法國年鑒學派史學家如勒高夫、比爾吉埃爾，英國人類學家普裡查德、美國人類學家薩林斯等早已強調了歷史學與人類學的互動意義，在歐洲人類學和史學中已開始了歷史人類學實踐，但各自的理解和目的是很不同的。 直到2001年2月，中山大學成立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2003年4月《歷史人類學學刊》開始出版，同年8月開始在全國範圍內舉辦以閱讀民間文獻和田野考察相結合為特點的歷史人類學高級研修班，歷史人類學這一概念才被正式使用。 此後，這一研究群體繼續展開一系列工作。作為這一取向較具代表性的成果，自2006年起，三聯書店開始出版“歷史田野叢書”至今。2010年，在香港政府大學委員會的支持下，開展了為期八年的“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項目，研究成果也在陸續出版中。 在已出版的研究中，對珠江三角洲地區、韓江流域、莆田平原地區的研究顯然走在前面。科大衛、劉志偉、蕭鳳霞通過考察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民田-沙田”空間格局和聚落形態，揭示了這一複雜的社會與文化結構是如何經由明初國家制度的推行、正統末年的黃蕭養之亂和亂後的秩序重建、明中葉士大夫的興起和禮儀秩序、明末清初的動蕩和清中葉的糧戶歸宗等歷史過程形成的。可以說，珠江三角洲“民田—沙田”格局體現的是一種文化權力的結構，形成了珠三角獨特的、鮮明層級化的聚落格局。 陳春聲對韓江流域的研究把視角從朝廷的軍事行動措施轉移到地方社會的具體場景，超越了皇帝視角中的治亂敘事，將韓江流域地方社會自16世紀以降四百年的動亂、聚落形態變化與社會轉型視作一個連續的過程。在從明到清的整個歷史過程中，韓江流域各個不同的人群經歷了不斷的分化和重新整合，鄉村社會的權力結構幾經顛覆和重建，族群標籤也多有變化，並且逐漸產生了新的“我群”認同（如“客家”的產生）。 鄭振滿、丁荷生在近30年的田野調查和民間文獻搜集基礎上，嘗試建立一個綜合性的歷史地理信息系統。通過這個系統，可以考察莆田平原歷代的水利建設、聚落形態、行政系統、士紳分佈、家族遷徙、社區關係等，由此再現一個較長時段的整體史。在重建莆田平原聚落發展史的過程中，鄭振滿重點討論了影響聚落關係的各種因素包括了水利、政區、械鬥和儀式聯盟的空間分佈。他從民間信仰及其相應的社會組織的層面，來看官方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如何對民間社會文化產生影響，也就是要說明國家如何“內在”於社會的問題。 關於華北的研究起步較晚，且由於華北進入王朝體系的歷史更加悠久，層累現象更加明顯，因此需要更加艱苦、細緻的努力才能理出區域的內在脈絡。趙世瑜通過對北京東嶽廟、晉東南以及晉祠地區等地的研究，認為華北研究要特別要注意國家的在場、長時段與連續性和北族南下的影響。此外，不僅要關注華北腹地、中原地區的社會歷史，還要重新審視長城沿線內外的社會歷史。 上述研究帶動了較為年輕的一代學人在空間的廣度和問題的深度方面的拓展。 沿著制度史傳統的區域分析，黃國信等討論了食鹽專賣制度在湘贛粵界鄰地區的調適機制，並且從灶戶的視角出發描摹了鹽場社會；楊培娜則從船隻管理制度切入，勾畫了瀕海倚舟維生人群的生存空間與組織形態； 從區域的角度看，對廣東的研究有賀喜、黃海妍、肖文評前揭書；在華北方面，杜正貞將山西澤州的村社傳統放在一個較長時段加以分析，力圖發現晉東南地區鄉村社會結構的獨特性；喬新華探討了山西洪洞在明清時期的變化如何營造了類似大槐樹傳說之類文化現象產生的情境，郝平等人的研究使近現代山西歷史的變革在鄉土中得到了更深刻的理解； 長江中游地區的研究也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如黃永豪、謝曉輝對湖南水利垸田、信仰禮儀的研究，張小也、楊國安、徐斌對湖北的叛亂、宗族、水利與保甲團練的研究，以及李平亮、饒偉新對晚清以至土地革命時期江西士紳與地方政治、生態、族群與階級的研究；在既有福建區域研究基礎上，劉永華對閩西四堡地區禮生的研究重現了“文字下鄉”對鄉村社會的影響； 特別是對西南地區的探討，除溫春來、張應強、連瑞枝、陳賢波前揭書外，馬健雄對拉祜族的研究、梁勇對四川巴縣移民社會的研究等，都揭示了不同的區域歷史過程。而吳滔、謝湜以江南地區為對象，把歷史人類學研究路徑運用到區域歷史地理的小尺度研究中，提出了歷史地理學研究的新視角。 可以說，這些研究成果雖然未必都很成熟，有些也只是長期研究的起步，但已經可以使我們對以往傳統中國、特別是明清中國有了重新認識和解讀的可能。同時，無論是在使用材料、涉及問題，還是在區域歷史脈絡把握上，也較海外中國研究中同類成果有所推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