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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的发展牵动社会神经 问：王教授早年从中国文学的研究进入神话学，后来由神话学切入民族学的研究;而田教授同样从传统的中国文学和史学研究进入神话学，后来由神话学切入民俗学的研究。两位教授各自研究的侧重点是什么呢? 王孝廉：我大学四年的中国文学老师是徐复观先生，他教我们《史记》、《文心雕龙》、《中国哲学史》等课程。后来我到日本留学，他写信让我老老实实读中国文学，搞创作写小说，他很反对我从事神话研究，因为他一直以来都不喜欢他的一个湖北浠水老乡、《神话与诗》的作者闻一多，当然他也不赞成顾颉刚的古史辨。因为徐先生从事经学研究，他认为我转向神话学属于离经叛道。我在日本的导师池田末利先生是徐先生的学友，池田先生是晚清民国初年北京留学生，由日本文部省委派到北京大学留学，毕业后任教于原北平中国大学。池田先生在日本的老师叫加藤常贤，是《尚书》研究的大家，那时是日本汉学最厉害的时候，所以池田最擅长的是《尚书》、《仪礼》的研究。而1970年以后池田末利这一代退去，也就代表日本汉学家的退场，之后受到洋派冲击，日本传统的经学也就到此为止。我在日本的另一位很重要的导师是御手洗胜先生，我的毕业论文是经由他指导，题目叫《从古史到神话——以古史辨为中心的中国神话研究》，但是论文到了徐复观先生那里，依然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他所说的“研究神话，一定要在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上去做这种工作”对我影响很深，可谓终身受用。 田兆元：我对神话的研究有偶然的因素，因为我对于《楚辞》很感兴趣，那里面是神话，在阅读过程中有很多的灵感，比如看到其中很多神灵车上的旗帜不一样，这样通过不同的旗帜来识别不同的神灵，于是有了最初的一篇论文，所以我的处女作是一篇神话学的论文。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做的是中国古典美学研究，当时研究的是天人合一问题，天人合一问题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命题。让我投入到神话研究领域应该得益于我读博士期间，我的导师著名历史学家吴泽先生的鼓励，他作为史学大家，对神话不仅没有徐复观先生那样的偏见，反而觉得神话的发展牵动社会神经，通过神话可以透视整个社会，他对于两周时期的社神崇拜与土地制度关系的研究，让我眼界大开。我们以前研究神话，总是会说神话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一种机械的表述。神话总是被动的东西。可是我在与吴先生的交流中感受到，神话就是社会生活本身，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参与了社会的运转。所以神话与中国社会的意思是，神话与中国社会互为表里，神话是一个记录体系，更是一个功能体系，神话不仅仅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更重要的是社会与社会生活的支持体系。后来我与程蔷先生共同创立了上海大学的民俗学学科点。神话学民俗学的核心论题是世界性的学问。后来我和我的学生们开展了神话的民俗学研究，主要从地域建构与社会建构的视角出发，理解神话的功能与结构，及其历史发展过程。 王孝廉：政治神话确实每个王朝都会使用，以此强调圣者之师的正统性、合法性，民间神话大概就是一些规范。我后来与我的台湾学生鹿忆鹿、钟宗宪等人从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多年，期间搜集了苗、瑶、彝等西南族群的神话资料，也到傈僳、普米、傣居住的地区做过田野调查，论述过摩梭、普米与古西夏存在着共同族源的问题。我的足迹更是遍及西北、中原、内蒙等许多神话流源地。结合个人经验来看，今人所传承和使用的神话意象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也就是说，神话学的文本解读与田野作业相结合不失为研究民族史和民族文化的方法之一，而大陆许多优秀的民族学者也是这样做的。 田兆元：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文学院院长谢六逸先生出版了《神话学ABC》一书，将其作为一门系统学科进行研究和分析。谢六逸先生通过历史考察，提出后神话学就是民俗学，或者民俗学就是神话学的观点，当时感觉蹊跷，现在看真是远见卓识。2011年6月我在台湾《政大中文学报》第15期刊发了《论神话研究的民俗学路径》，特别提到谢先生曾前无古人地将神话学与民俗学紧密联系起来的观点。今天看来，一批从事神话、史诗、传说和民间故事研究的学者成为中国民俗学的中流砥柱，也可以看出神话学研究对于民俗学研究的贡献。“民俗是生活的华彩乐章”，这就将民俗从一般生活中凸显出来，而神话也是生活的凸显，所以二者在很多的层面是一致的。后来我们强调在田野中研究神话，以田野为书斋，就是将神话研究与民俗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