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参与性人类学研究”是从学术工作者的研究中有机生长出来，从比较纯粹的学术实践出发，强调人类学家有担当地参与当地社区、深入田野，发现真正的学术和现实问题。 专家简介：迈克尔·赫茨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生于1947年，英国籍，美国哈佛大学资深教授。1969年求学于牛津大学并获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1991年正式加盟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并担任该校皮博迪考古学和民族学博物馆欧洲民族学分馆馆长，也曾担任现代希腊学研究学会和欧洲人类学学会的主席。迄今为止，赫茨菲尔德共出版专著10部，发表论文100多篇。不少专著被纳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国际知名人类学系列。他的一些重要理论概念如“全球价值等级”（global hierarchy of value）、“文化亲密性”（cultural intimacy）和“社会诗学”（social poetics）等，被人类学界广泛引用和讨论。多年来，赫茨菲尔德用当地语言分别在希腊、意大利和泰国长期进行田野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民族学比较研究。1995年至1998年，他担任《美国民族学家》（American Ethnologist）杂志主编，目前还是《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和 《人类学季刊》（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等数十种杂志的编委会成员。 探索人类是人类学者们不变的追寻。行走在异域土地上，人类学家往往通过田野工作记录下各个地域的社会文化生活。人类学究竟担负着怎样的使命？田野研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又有着怎样的价值？这些都是人类学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当代人类学家、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迈克尔·赫茨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就当前人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人类学方法对其他社会学科的影响、“参与性人类学研究”（engaged anthropology）观的形成等进行了探讨。 以全球化视野研究人类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知道，英美法三国在人类学研究方面关注的问题和提出的理论不尽相同，请您谈谈三国在人类学研究传统上的差异。基于人类学研究的差异，有学者质疑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理论上的一致性，您如何看待这种质疑？ 赫茨菲尔德：我认为三国人类学传统存在差异主要是因为各国文化传统有所差别且都希望有自己的研究特色，这对各自人类学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影响。如果说到具体不同，英国和美国的人类学家仍坚持应进行大量的实地研究；尽管法国人类学界对田野研究相对轻视一些，但一些法国人类学家也投身其中，例如著名人类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和莫里斯·古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但总体上，三个国家对人类学的研究是相互影响的，例如在20世纪的人类学研究中，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就曾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人类学传统的影响，而他本人对英国牛津学派的影响也颇深。 我认为“一致性”并不重要，因为它与国家的文化传统关联甚小。学科的多样性发展是十分有益的，不应该被 “一致性”所桎梏。的确，英国人类学家强调社会结构和秩序，美国更强调文化符号和象征，但总的来说，英美法三国都很重视社会和文化。当今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研究人类学，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可以阅读多语种的文献，促进了人类学领域的交流。人类学已经超越了只局限于某个国家或地域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全球视野下的人类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方人类学研究集中在异于本国文化的其他社会文化，而中国学者更关注本土文化，您如何看待这两种研究取向的不同？您本人与中国人类学者有学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吗？ 赫茨菲尔德：我认为中西方人类学研究的不同取向更多源于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的不同，但人类学发展方向是在不断演进的，因此现今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并不能代表未来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方向。我不是建议中国学者应放弃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而是希望他们能兼收并蓄，通过研究其他社会文化来理解这些文化对中国人类学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社会文化人类学在本质上就是以比较研究作为原则，在我们做田野工作时，或多或少会将新遇见的现象和旧有知识进行比较。事实上，在本国文化领域的人类学研究是不容易的，但是通过了解其他人类社会文化，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你的文化如此独特，有哪些独特之处。这与人们对待语言的态度相似，也是我要求学生使用当地语言进行学术演讲的原因，展现了文化研究的高度和对当地学者的尊重。 我一般是单独进行田野研究的，合作则是以会议的形式，比如说研读中国学者的论文，做一些不同文化间的比较研究。我最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参加了一个会议，讨论“中国话语中的讽刺”，接着我们会研究“中国的父权制”。近期我对中国人类学的研究越来越多，一些研究汉学人类学的同事也能帮助我了解中国人类学。我很愿意与中国学者合作，与他们的交流让我深受鼓舞。我也正在学习中文，准备研究在意大利的中国移民，但我认为这不是不同国别间的学术交流，而是不同文化群体探讨各自不同传统的交流方式。人类学学者应该与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学者进行交流，以全球化的视野来研究人类学。我也希望下一代中国学者可以对中国以外的社会进行更深入的了解。研究人类学的地区越多，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学研究就会越繁盛。 田野研究带来不同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大量人类学研究著作问世，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您认为当代人类学研究主要有哪些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赫茨菲尔德：现在的人类学著作卷帙浩繁，许多学术方向上都有很好的研究成果问世。例如在许多社会中，对于宗教仪式或政府官僚体系的研究是相互关联的。对这一领域，我们可以用传统的田野研究来探索。另外，亲属制度、微观政治等问题也是人类学研究的重点，这些问题对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具有影响力。 人类学家会以批判的视角审视一切问题，从印度的广告代理，到加拿大的健康产业体系。尽管人类学的研究基础有了很大转变，但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这些领域的传统研究，如小型封闭社区的研究等。另外，人类学学者不应轻视田野研究，因为正是田野研究给了人类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研究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报》：上世纪60年代，人类学经典论文集《写文化：民族的诗学与政治学》的发表让人类学家开始反思田野民族志表述的科学性，有学者质疑民族志表述不能科学地反映研究对象。您如何看待这场民族志的表述危机？ 赫茨菲尔德：我不同意这种主客观二分的观点，这与唯物主义观点的基本原则完全相左。在我看来，我们生活在我们主观创造的世界中，区别主体和客体是殖民时期人类学研究的特点，当时人们认为可以将抽象的思想和实体的人类社会分裂研究。但我却倡导坚定的中间立场。 20世纪80年代，著名人类学者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和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认为使用科学性的语言来描述一些人类学研究体验和主观的人类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不科学的。因此，我们并不需要汲汲追求科学性的语言，而是应该用适合研究语境的语体进行描述，并坚信后代会对我们的学术作品做出修正和改进，人类学会在历史洪流中不断向前发展。但詹姆斯·克利福德在论述民族志的权威时，认为田野研究不利于人们全面了解研究本身，我的观点恰恰相反，在我看来，通过田野研究能掌握更多的一手资料，了解更多的人类学研究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就您的田野研究工作经历来说，您有哪些突出的感受？ 赫茨菲尔德：我对人类学的热爱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田野研究的热爱，而正是因为田野研究这种一线调研，让我们掌握更多的一手资料，让人类学永葆青春。例如，我不喜欢打牌，但是通过研究，我发现当地人打牌其实是男性之间的一种竞争方式，持续的研究更让我发觉其中的奥妙与意趣。打牌成了研究当地人性别观念的独特切入点。尽管一开始在咖啡馆观察打牌是很痛苦的，有人会对你发怒，有人会说谎，但这些行为本身又能让你更好地了解当地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