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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以后您是怎样建立并开拓民俗学专业的? 乌：开拓了民俗学教学领域一年后，迎来了可喜的结果。1982年秋，高教部批准辽宁大学民间文学专业民俗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开始招生，我被任命为研究生导师和学科带头人。同时担起本科生、研究生和留学生的民俗学教学重担，那时超负荷工作，被校长公开表彰为“辽大有一位不知疲倦的老师”。我那时还担任了联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民俗学专业博士生的导师;同时还任前苏联及蒙古国五名副博士、日本三名硕士生导师。到现在为止，我亲自指导国内外研究生40多名，大多数已成为脱颖而出的跨世纪民俗学学术带头人。1986年辽宁大学该专业取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后，我还主持举办了6期民俗学专业高级研讨班，学员有来自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汉、满、蒙、藏、回、朝、维、苗、羌、撒拉等多民族成分的民俗研究者共108人通过了结业考试，成为国内各地民俗学战线上的学术骨干或代表人物。这期间，我还先后应邀在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内蒙古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46所院校和许多省、市学术团体讲学和作报告，受到了热烈欢迎。我从教50年来，多次荣获教学优秀奖、连续多年被学生评为“最喜爱的老师”，并被评选为沈阳市“十大良师”之一，荣获“五四”奖章。我努力做一名好老师，在民俗学界力争做一名开拓者。 记者：我知道我国当代很多中青年民俗学者都是读您的书成长起来的，请问，您都有哪些论著问世? 乌：我先后在国内外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和多篇学术文章，我还从没有统计过。另外，还为别人的学术著作写序2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9种，除了早期编著的《民间文学概论》以外，还出版了《民俗学丛话》、《中国民俗学》、《民俗学原理》、《中国民间信仰》、《神秘的萨满世界》、《生灵叹息》、《民俗文化新论》以及与大林太良等合著的日文版《日本の家族と北方文化》，主编中国民俗百科丛书一套，《中国风俗辞典》一部。 论文中《“灰姑娘”故事在中国》一文，以西班牙文发表在墨西哥《至上报》1984年5月25日A版;《达斡尔族的多神信仰》一文，以英文发表在联邦德国RADER出版社1987年版的民族学论文集中。《中国东北的萨满》一文的英文本，被国际萨满教研究协会主席霍帕尔博士主编的大型论文集“Shamanism Past and Present”收入下卷于1989年在美国公开出版，成为国际萨满教研究代表作之一。《中国北方各民族的民间信仰》、《朝鲜巫俗与满蒙巫俗的比较研究》的朝文本，分别发表在1990年《韩国民俗学》第23号和1996年集文堂出版的《韩国民俗学》大型论文集中。《论中国风物传说圈》一文于1985年被评选为《民间文学论坛》举办的首届“银河奖”一等奖优秀论文，并荣获辽宁省政府“优秀成果奖”。 1980年11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公开出版了我1957年内部出版的《民间文学概论》，受到国内外关注。日本东京都立大学中文研究室选用该书作为教材，部分章节被国学院大学译成日文采用为比较研究教材。1983年6月，《民俗学丛话》一书出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了简评，称此书为“我国第一部民俗研究书”，新加坡《联合早报》也推荐为好书。1985年8月《中国民俗学》一书出版，连续荣获辽宁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省优秀图书奖，全国优秀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多次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受到国内外多家报刊好评。1989年6月萨满教研究专著《神秘的萨满世界》出版，引起了国内外的特别关注，被国际萨满教学者称为“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拥有丰富调查实证资料的萨满教研究个人专著”。从1988年以来我还主编出版了《中国民俗百科丛书》多卷本，普及了民俗科学知识。1991年1月出版了大型《中国风俗辞典》。作为主编之一我从1984年起主持编纂工作，历经6年完成了这部具有开创性的民俗工程，被外国学者和海外侨胞评价为“了解中国第一书”，1991年荣获全国优秀图书“金钥匙”奖。我多年来从事民俗学基本理论的探索，学术领域的拓宽，研究方法的更新和调查采录实践。我力求把民俗学的现象既和经济生活联系起来又和深层的文化观念结合起来，力争把民俗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我在民俗学基本理论方面的努力，得到国内外的评价给予鼓励。《中国民俗学》一书被老一辈民俗学家杨堃博士、民俗学史家王文宝撰文评为“根据中国材料撰写的、系统阐述民俗学基本理论的第一部著作。”(见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第二期《民俗学研究的新成果》)又被评做“是一部在学术研究方法方面颇具开放性的著作”。“这部书不同于我国民俗学出版史上的任何一部理论性专著，具有明显的独创性、开拓性和真正的中国特色。”(见1987年第1期《中国图书评论》柯杨文《一部具有开拓性的学术著作》)。1989年5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值得一读的〈中国民俗学〉》一文，作者柯安盛赞了本书的深远意义。法国汉学协会的学术刊物《汉学研究》专文评价说：“多亏乌丙安教授，使我们有机会释读了他的民俗学著作。他无论在中国文化还是在外国文化方面的学识都很渊博。他作为一位科学家，走遍了很多地方进行调查研究，毫无疑问他更了解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结构。他为我们提供的这部书，既是概论，又是指南。”“他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对他研究的资料做了全面完整的论述。作者使人们看到他的调查研究的科学性，采风方式及这些研究的成就。”“到目前为止，这部民俗学书是一部最好的全面分析中国风俗习惯的著作。”后来，《中国民俗学》连续获得了全国优秀专著一等奖、“山花奖”特别奖(一等奖)。此后，我和大林太良等合著出版了日文版《日本の家族と北方文化》一书;又接连出版了《中国民间信仰》、《生灵叹息》。2001年出版了《民俗学原理》、《民俗文化新论》，这是我在新世纪迈出的一大步。学界撰文评价我的《民俗学丛话》、《中国民俗学》、《民俗学原理》三部著作，是我在学术道路上的“三级跳”或“三个里程碑”，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尤其是《民俗学原理》，那是我讲授这门学位课17年的结晶，1999年初在德国完成的，那年我70岁。该书被胡鸿保教授评价为“颇具个性的‘尽责守土，锐意创新作’的精品之作。”我对众家学者给我的鼓励虽然感到莫大感激和欣慰;但是，我并不十分满足自己的成绩，而是不停地修正自己过时的观点，努力吸取国内外新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 记者：据我了解，您的学术成就和您多年来在国际交流方面的活动密切相关，您能不能向我们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乌：这大约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1984年5月，我应联邦德国汉学、民族学中间会议邀请，为在圣奥古斯丁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论文。同年8月，被接纳参加了国际民间叙事创作研究协会。1985年4月，日本学术振兴会邀请我赴日本进行中日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学术交流、讲学和考察。我做的关于中国各民族民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歌的讲演，特别是关于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信仰研究的学术讲演，受到了日本学界欢迎。那时，我还考察了京都、大阪、奈良等地的民情民俗，对了解日本国情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由于我在日本进行了广泛交流，被邀加入日本口承文艺学会，成为外籍会员。1987年11月，1989年3月我再次连续到日本讲学，调查了北海道二风谷阿伊努人的民风和神话史诗。在日中北方家族习惯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论中国北方各民族家族习俗制度》的长篇论文，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1989年5月，我出席了在匈牙利召开的国际民间叙事创作研究协会第九次代表大会，担任了专题论文报告会执行主席，在会上宣读了题为《萨满教与民间英雄史诗》的论文。1989年6月，应邀赴联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进行有关中国东北萨满教的专题讲学。同时，对德国的哥丁根、蒂宾根、法兰克福、波恩、科隆、汉堡等地的大学、民俗博物馆及农村做了六个月的交流访问和实地考察。德国有两家大型报纸都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有关我访学的大幅照片和专题报导：《乌教授踏着格林兄弟的足迹》、《维悉河与黄河紧相连》、《乌教授爱上了维斯特法伦人民》等文章。同年8月，德国民族学会接纳我为国际会员。9月，应邀从法国巴黎转赴汉城出席首届亚细亚民俗学大会，担任了大会的执行主席之一，并在会上宣读了题为《中国东北各民族的萨满教信仰》的论文。1992年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主持了“中国辽宁农业民俗展览会”;1994年出席了有欧亚九国学者在柏林召开的“中国变迁中的农耕民俗国际研讨会”，并应邀致开幕词。我在连续16年的国际交流中，在日本讲学7次，德国7次，匈、韩等国各1次。主持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6次。1999年我70岁以后，便婉言谢绝了国外的所有邀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