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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因为是理论建构，所以我注意到你对于各种理论的广泛吸收，那么是否存在个案分析过于简略的问题?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否需要某种特定的视角，过于普泛化的理论会不会遮蔽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性? 刘大先：这个担忧的确可能存在，事实上暨南大学的姚新勇教授在给我写的书评中就批评我“在不知不觉中，由出发于少数民族文学基地的言说者而变为 了主流话语的部分的代言人”。应该说你们的质疑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在论述中确实不会针对某个具体作家作品着墨太多，尽管我始终坚持史论结合，但是因为目 的是在梳理学术思想史的基础上，试图勾勒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些核心命题，所以对于各种理论采取的是“拿来主义”的策略。这种拿来主义式的理论运用，其 实未必全然是按照该理论“本色当行”地挪用，而是经过了阐释性的转化乃至误读，加以“六经注我”式的整合。这些核心命题呈现在论述中就分别是时间、空间、 身份、语言与翻译、宗教与情感等问题。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可以构成一个博士论文的篇幅，客观上确实无法就某些具体作家作品谈得太多，更主要的还是涉及到现当 代文学研究方法与文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差异。我更多做的是一种“理念类型”的抽象，而不是具体的文学研究。这种抽象所要解决的是如何立体地审视一个关键性命 题，它触及的是认识角度和思维方式的转变。 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和普遍性在我的表述中就成为“同一性”和“差异性”之间的博弈，我们当然要注意到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种差异表述所具有的独 特美学价值、情感表达、文化内涵乃至政治诉求，但是这一切必须历史化，就是要将之放入到特定的时空之中。少数民族从来就是中国内部的多元组成部分，我曾经 提到：我们讲述少数民族的故事，就是在讲述一个中国故事。在这个层面上，刻意突出少数民族文学的差异性就不是学理性的阐释，而可能包含了更为复杂的因素。 尤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少数民族文学”固然自古以来就有着丰富的传统、材料、实践与文本，但是只有到了现代中国它才成为一种特定学科的研究对象，它是社 会主义中国时期才产生的“当代”文学。 如果不避粗简，我们可以说“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一样，在很多的层面上具有同一性，体现着中国特色的文化平权。这和美国、加拿大那样多族群 国家中的少数族裔文学不太一样。后者更多有着后殖民主义及文化多元主义的色彩，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固然包含着文化多样性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其最初的理念 中，少数民族从来就不是“少数的”，“人民性”是第一属性。所以，普遍性、共通性始终是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共同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才有文化、习俗、心理、 文体类型、审美趣味、风格样式的区别。 李晓峰：我倒是认为，知识考古学、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本政治学、民族志诗学……这些理论，对于作者而言，仅仅是一个窗口，它们从不同的 角度打开了少数民族文学与现代中国关系的窗口——刘大先牢牢地站在窗口外面向里进行环视，而并没有跨过窗口走进一个个不同的空间。我倒觉得，这反而成就了 他的方法论：在多种有效的理论资源的批判性利用的基础上，形成了对特定对象的有效的多向度的观察。从这点来看，他的这一方法论是非常有意义的。 当有学者不分对象、语境而用后殖民主义的“族裔”取代“民族”或“少数民族”的时候，刘大先仍然在小心谨慎地使用和辨析着族裔、族群、民族、少 数民族这些概念，并特别强调当代中国民族概念的政治性。同样，对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他也是取其“考古”之理路而考“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之古。作者当 然还有自己的一些局限，但能够娴熟地驾驭如此之多的西方现代理论，呈现“少数民族文学”与“现代中国”关结点上的“中国经验”，是非常有价值的。 陈 珏：我们在具体做研究中往往都会或多或少面临“史”与“论”之间的协调问题，比如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鄂温克族文学进行分析，这可能更多属于语言学的角 度，当然会产生特定的洞见，但往往会囿于“新批评”所说的内部研究，所以我在研究中也特别注意与鄂温克的历史、社会形态、生产生活方式结合起来，以弥补陷 于文本可能产生的盲目。我觉得，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的优势就体现在这里，即它一方面与主流文学别无二致，共同经受着全球化、商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变迁;另 一方面它又有着自己的地域性、族群性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如何在当下发生作用，这中间的张力就有很大的学术生长空间。 记 者：在少数民族文学现场，你们关注的前沿话题有哪些?我们如何去把握未来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理论建设的趋势? 刘大先：这几年我也比较多关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态势，并试图从中提炼出一些话题。我个人认为，少数民族文学的阐释与接受，特别是其中的阶 级、性别、身体经验、媒体传播等因素，就是下一步需要讨论的话题。但当前最大的问题，无疑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教育问题，我们不能总是将少数民族文学局限在民 族院校和地方一些专门院校和研究机构中。作为一种国家文学的知识，它应该成为文科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当前教学观念与教学现状而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 让少数民族文学走出民族院校之外，在综合性高校推进多民族文学及文化教学，这是实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区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各民族文学的关系、少数民族文学在域外的传播与变异等等，也是不可忽略的关键问题。这需要具体深入的个案探讨了，不能仅 仅局限于理论层面。不久前我选编的一本围绕“比较视野下的民族文学研究”为中心的论文集，就是以跨学科、跨民族、跨方法的视角，选取近年来相关的少数民族 文学比较研究的前沿性论文。 就创作实绩来看，母语文学、第二语言写作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放在世界文学范围来看都非常突出的现象。它可能为中国文学增添新的因素，就好像纳博 科夫、拉什迪、哈金这些非英语母语作家的写作为英语文学增添了新鲜的元素一样。少数民族的女性写作、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崛起、少数民族作家的网络写作等 等，都是近年来的研究中方兴未艾的领域，这方面的研究尚有待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关于新媒体与多民族文学在理论上的拓进可以称之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媒体转 向”。这些现象实际上改变了既有的“文学性”内涵，也为重新发掘少数民族文学所具有开拓性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提供了契机。 李晓峰：现在，少数民族文学无论是创作、研究还是学科建设，都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角度，已经到了需要总结、反思 的时候。例如，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国家学术”性质问题，如果不从这一角度来认识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那么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就会变成边缘性，其独立 性也会变成封闭性。再如，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跨学科问题，如何打破学科间的壁垒，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综合的整体研究，是少数民族文学学科需要解决的重要问 题。再如，文学观和文学史观的问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多民族文学史观针对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缺失问题而提出，但绝不是为了写 一部多民族文学史，它是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立场上强调对中国文学发展历史应该具有一种多民族共同创造的观念，强调在承认汉族文学作为主体文学的基础上， 对各民族文学历史、传统、样态、语言的关注和尊重。这自然就涉及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即少数民族文学从来就不仅仅是少数民族的，用刘大先的话说，是一个“现 代中国”的。因此，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的民族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经济问题、生态环境甚至国家安全等诸多现实问题密切相关。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