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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介､信息与社会交往:多元化交往与文化自觉 1985年西藏电视台的成立是西藏社会信息传播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它不仅仅标志着西藏电视事业的建立,同时也开创了西藏社会信息交换的新领域｡ 电视进入乡村,尤其是进入藏族社会,藏民恒定的､节律性的日常生活状态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无论是作息时间还是吃穿住行，甚至思维方式和观念都开始发生变化｡电视可以改变人的知识结构,改变人的态度,甚至左右人的观点,进而改变人的行为方式｡电视作为一种信息传播途径对于藏族农村的改变在有些地方是迟缓的,在有些地方是当下的,然而无论如何，都如约翰逊所说: “虽然世界可能永远不会完全变成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Iuhan)所狂热描述的‘地球村’,但每个村庄——不管乡下的或都市的，前工业的或后工业的——正在变得越来越全球化，从电子化的角度来看,世界正在进人每个村庄和街道､每个部落和居留地､每个社区和郊区｡”[5] 关于加卡村的电视普及现状以及村民对于电视的依赖程度与现在中国任何一个地区的村子几乎没有区别,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基本都是以电视为主｡电视让村民们了解到他们以往难以接触的世界,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除了电视,手机的普及,尤其是最近两年微信在村民们中的流行，让这个村子的信息生态有了更大的变化｡ 自微信近来在村民中流行后,对于加卡村民来说生活中最大的变化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村民的信息交换以及谈资日趋同质化,微信的普及体现的是商业资本在网络社群中信息提供的垄断｡微信的信息来源无非两大块,第一块是商业公司腾讯作为软件的开发和维护主体向用户推送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作为一名微信用户,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能够接人移动互联网络,每天都会定时接收到微信软件推送的各类新闻,这样的新闻和信息提供是无选择性的,完全城乡同步,因此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昌都加卡,无论是都市白领还是藏区农民,接收到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第二类信息主要是存在于网络社群中的每个成员通过各自的朋友圈发布的消息,这类消息是每个用户自己编辑发布的,因此往往带有一定的信息筛选｡而所有的这些自媒体信息其实也都是高度网络化时代的产物,必然体现和迎合网络社群的观众的需要｡ 所谓的朋友圈，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表演平台,同以往的微博等网络平台相比,微信的朋友圈更具私密性｡而越是具备这样的私密性以及亲密关系，每一个发布朋友圈的个体就越需要在信息中体现真实性,即便这种真实性也隐含极大的信息不对称，衍生出了一种网络化时代生活方式展示｡ 前面提到过，社交网络会给所有人提供一个更真实的全息画像,而所有的人恰恰又都希望利用社交平台来更好地塑造自己,向他所在的社交网络输出一种经过锻造的自我形象｡例如,加卡村就有几个在内地读大学的藏族女孩,她们正值青春年华，通过与她们的访谈和网络观察,脸､青春､生活态度,配以美好､乐观的态度,迎合一般人(朋友)对她们的羡慕和期待成为了她们朋友圈经营的核心｡她们希望通过朋友圈打造出的那个自我能够获得更多人的关注,能够更全息地向她们的朋友们展示｡有的女孩和我们说她们会在网上经常发布PS后的照片,也会发布一些诙谐幽默的自我调侃,当然偶尔的诗歌抒情也是这种网络生活方式经营的必要手段｡从她们的描述和朋友圈的经营状况不难发现,每个个体的网络身份塑造背后还是有着模式化的规律的｡ 通过这种网络生活方式的经营和塑造，这些女孩对自己现实的身份认同会有很大的影响,她们开始像一般的汉族女孩一样打扮，她们也会把头发染成黄色，也会穿着时髦的牛仔裤，带着嘻哈的说唱歌手的帽子｡而所有这些改变都是她们对于自己身体的一种新的认知和塑造,这个过程得益于商业化资本的信息化运作｡她们从淘宝里获得潮流资讯,按照那些所谓“网红”输出的时髦标准来打造自己,复制时尚｡ 商业化的资讯吞噬了言论空间的多元性,也架空了普通人对日常生活的感知｡这一切信息消费,其实都在为资本锻造不分城乡的扁平化的消费者｡前面的章节中介绍,茶馆､小卖部以及寺庙都是人们社会交往｡信息交换的重要场合｡在这些长场合中可以交换不同类型的信息,然而信息化交往以及电子媒介的出现,让村民们不出家门遍知天下事，消除了时空距离对于人们获得信息的影响｡因此透过网络空间,异质人群的异时信息能够整合呈现，人们的谈资也开始越来越被媒体上的热门消息和标题性事件占据,2014年当调查组在加卡村调查时，“打老虎”成为当时所有男性村民热议的话题，而细听这些村民的信息交换，多是媒体和大众舆论的口气口吻｡地方性开始在村民们的日常交往中渐渐淡去,甚至即便身处加卡村，听着村民们谈论的话题,也仿佛同一个内地汉族村落无异｡ 四､结论:社交网络和群格补偿 资本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所有入都被裹挟到由它所带来的全球性变迁中｡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改变了人们对于生活的态度｡所有这些都在从根本上动摇传统乡村社会的人际交往模式,人们开始面临重新定义自我与他者之问的关系的问题｡朋友圈中的“圈”已经远远超过物理空间的概念,地域上遥远的人群､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群体的人开始出现在这些农民的生活中｡在中国入的传统思维中,对于外来的不同种族､地域､拥有不同文化和生活习惯的人总是抱有复杂的心理,比如说“南蛮”､“北狄”､“西戎”､“东夷”等称呼,不仅仅表示着中原人对外部民族的鄙夷,还显露出中原人自身心态的不安全感｡[6]在今天，传统的乡土社会开始呈现越来越多的都市化特质,人口的流动性越来越大，人口的流动带来了资源､信息和文化的流动，同时交往的圈子也开始变得流动性越来越高｡因此,相对于传统的依托于地缘的人际交往网络,如今的信息网络建构起的社交网络更加具有灵活性和流动性｡与原有的依托于地缘的差序格局相比信息的不对称性会更高｡因此身处网络时代的人们，即便是我们理想中的质朴的村民,也开始在网络交往中变得谨慎､冷漠以及老于世故｡然而,流动的圈子给现代的村民提供了更具有自由选择余地的建构自己社交网络的机会，因此今天的加卡村民在面对现代信息化的社交网络时，能动性变得更强｡更能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因此,面临社会转型的藏族农民,在通过手机来获取信息,构建自己的交际网络时，“圈子”提供给他们的更多的是机会,是化解现代性风险的武器，更是一种在个体化社会中对抗个体风险的群格化补偿策略｡通过学习和运用社群网络,人们互换信息,寻求认同,这也许是现代社会赋予他们的又一个弱者的武器｡ 在网络社会中,传统差序格局所隐喻的地方性和人与空间的高度合一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个体是网络世界中的最为重要的行动者，信息超越了空间在社会交往中的地位,构成了网络时代人际交往的主要来源｡信息化交往使现代村民获得了一种同过去的交往完全不同的体验,自主选择性交往成为网络化生存中的重要力量,促使传统差序格局中的地缘约束难以在网络社会中奏效｡更迫使现代国家为维持社会秩序和人际交往而必须对互联网的力量给予足够的重视｡实际上，信息化交往在某种程度上也重塑了我国的人际交往格局｡同时，互联网的大规模普及,更是改变了现实社会差序性的公民身份,提升了公民的自主意识和赋权意识,也促进和塑造了新型的公民社会｡ (文章来源：《青海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注释省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