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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Herzfeld, Professor 一、理论与实践 刘珩：赫兹菲尔德教授,《人类学: 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理论实践》( 以下简称《人类学》) 一书中文版的出版, 如同伦敦大学教授玛丽·道格拉斯( Mary Douglas) 对此书英文版的评价一样, 也是“出版界的一件大事”。我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很多师长和同学得知我在翻译此书的时候无不充满期待, 我想他们对此书感兴趣是因为此书是一部集体的著作, 包罗了不同学者不同的学术观点和学术争鸣; 同时又是一部独立的著作, 作者以一种“不偏不倚”的视角审视并厘清了这些观点和争鸣的来龙去脉。在此书的翻译过程中, 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这门学科不断进行自我批判的勇气以及作者的道义、良知和人文关怀的精神。我认为此书的中文版将系统和全面地把中国学者从传统的人类学经典研究视野带入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学与修辞、感官以及传媒等主题在内的全新领域之中。 赫兹菲尔德：非常感谢译者辛勤的工作, 我很高兴我的书能受到中国学者的欢迎。这本书的法语版正在翻译过程中, 不久也将出版。 刘珩：您在此书的前言中将人类学定义为“在文化形式和社会意义两方面对人类的常识进行比较研究的一门学科”, 但我们同时也认识到某些所谓的人类常识其实包含了不同利益群体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政治诉求, 这也是您倡导必须对常识进行批判的原因。您认为人类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经验的批判空间, 从而可以借此对那些宣称具有普世意义的常识进行审视, 其中也包括西方社会理论所宣称的常识性。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对常识的比较研究等同于对常识的批判? 赫兹菲尔德：是的, 我非常希望如此。首先, 常识有自己特有的文化语境, 将其剥离出来恐怕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了。其次, 常识是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文化的表述方式, 是经验的产物, 因此它并非一成不变。特别是如果考虑到各种政治实践对我们的感知所施加的影响, 我们便不难明白将常识作为“不证自明”或“显而易见”的观点的有害性。如果能考虑到在认识常识过程中的上述缺陷, 那么我们对常识的认识可能会更圆满, 而人类学的比较和批判的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接近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经过矫正之后的“常识”。此外, 社会和文化人类学两个最为关键的方面就是比较和反思, 这都建立在批判这一意识的基础之上。随着时间的增长, 我越来越认识到比较和反思正日益成为我们经验地理解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关键。 刘珩：您在《人类学》一书中认为理论也是一种对社会现实进行探究和阐释的手段, 是以社会和政治作为导向的表述方式, 而并非纯粹的学术思辨工具。民族志是否应对这种社会现实的阐释手段进行批判,它是一种经验的反思吗? 赫兹菲尔德：我认为民族志的批判性来自其对一位敏感的读者提供了什么。也就是说, 如果不先思考这些具有批判性的问题, 我们是无法撰写民族志的。但是否每位民族志撰述者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却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取决于不同作者的利益、兴趣及偏好。就我而言, 民族志是一种需要与被研究者休戚与共、息息相关的行为, 惟其如此, 我才能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帮助他们。 刘珩：是的, 同被研究者休戚与共的思想不但体现了这门学科的道义感, 而且也增强了这门学科的经验性。唐纳德·摩尔对某些人类学家在撰述民族志时所抱有的“虚构文化”的态度进行了批判, 您在《人类学》一书中肯定了他的观点, 并且认为民族志在多大程度上被潜在的读者所接受是一个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将您的理论是以社会和政治作为导向这一观点加以延伸, 可能有助于加深何为学术自主性的认识。有些中国学者受布迪厄思想的影响, 认为真正的社会科学必须独立于各种世俗权力的、经济和政治权威的干预, 拒绝迎合社会让它合法化或成为社会操纵工具的要求。他们强调真正的学术和政治是分开的,这也是为什么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能在他们中引起共鸣的原因。一些中国学者一直在追求一种纯粹的治学方式, 并希望从学科内部进行学科的重建。这种学术自主性的思索主要以学术制度本身为关切点, 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此外, 您认为人类学从根本上而言是政治的, 我们是否也可以进一步说所有的社会科学从根本而言也是政治的? 赫兹菲尔德：我本人对你提到的这一现象并不了解, 所以不便评论。至于第二个问题, 我想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我个人认为人类学是一门“参与”( engaged)的而非“应用”( applied) 的学科。我在泰国的田野调查使我认识到了我所在社区所面临的种种困难, 其中包括当地居民被驱逐出居住地等一类问题。我也参与进来帮助他们应付这些危机, 而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同地方当局交涉。这是政治吗? 这或许不是, 但它又是政治的, 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设法了解权力的运作, 并且阻止其被用于一些不人道的目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