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启耀著：《视觉人类学导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第一版 关于Visual Anthropology Visual Anthropology，国内较流行的译名为“影视人类学”，一般和人类学纪录片或影像民族志联系在一起;在国外，20世纪有关Visual Anthropology的教学、研究和学术会议，多半与人类学影视作品的播放和影像分析相关，现在既延续了传统方式，又拓展到对其他视觉文化的研究。 我理解的Visual Anthropology，应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Visual Anthropology可按国内流行译名理解为影视人类学，主要指通过影视手段记录、表达民族志或人类文化内容及观念，是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另一种调查报告“文体”或研究方式，即视觉表达方式;广义的Visual Anthropology，既包括通过摄影、电影、电视和数字呈像等现代图像或影视手段做民族志或对文化人类学事实进行拍摄和研究，也包括对人类自远古到新媒体时代的所有群体性图像信息，对通过视觉造型和视觉符号表达、记录、储存、传播信息的传统方法和新方法，以及对社会性文化性的视觉认知、视觉行为、视觉群体等的研究。 本书作为视觉人类学的第一阶段即本科教学的读本，主要侧重在“影视”的视觉人类学，任务是梳理摄影、电影等影视媒介在人类学领域使用百年来的历史，论述通过影视手段记录、表达民族志或人类文化内容及观念的拍摄和研究，并力求分析更多的本土案例。 在理论层面，侧重于讨论一般意义的影视人类学，包括影视人类学的发生和发展、各国影视人类学简介及作品分析等。本书采用以史带论的方式，在影视人类学形成的时间脉络和不同发展节点上，展开关于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他者的刻板印象、主位与客位或局外人与局内人的视觉表达、影像真实性、影视语法(如影像蒙太奇语言)、视觉模塑与观看控制、社会转型与媒介转型、奇观世界的镜像建构、新媒体与现代性、公共话题与公民影像等有关视觉认知、视觉表达、视觉传播、视觉政治、视觉伦理及视觉文化的理论探讨。我们需要理解这样一个国际影视人类学界公认的观点：在民族志研究中，图像的运用会影响我们对民族学资料的认识，改变对文化与行为的关系的理解，同时也可能改变对象的行为及其对现代文化、社会发展的适应过程，改变在文化习俗中的个体及功能角色的认识。这些视角与关注焦点，会影响人们操控摄影或摄像机所记录的内容和对事实的接近程度，新技术或新媒介的应用可能影响研究和记录方法的维度和发展，同样，视频化和网络化的图像也可能影响对象的思想和行为。课程除了在理论层面上讨论这些主题外，还要在讨论和分析民族学影片叙述结构的差异的基础上，探讨视觉人类学中多种方法的运用及其和过去民族学影片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由于纪录片大多是反映社会人文和基层人群的状况，它们对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不可忽略，所以，视觉(影视)人类学和媒介人类学将承担更多的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任务。通过影像进行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的重建、研究社会转型中的新媒体影响、观察视觉传播和控制的真实情况、探讨公民影像的发展趋势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 为了使这些探讨一开始就站在国际学术前沿，站在中国本土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现场，从2002年开始，我们在自编教材《视觉人类学史》和作为参考读物的《视觉表达：2002》(邓启耀，2003)及其系列讲座中，按这个思路开始教学和科研。理论积累其实说到底就是一个视野问题，就是个思维方式的问题。知识的东西可以积累，可以查询，可以变化，可以消失和更换，但是观察方式、理解角度、思维方式，还有观念意识，简言之就是智慧，却是统领所有知识的根本，至关重要，应该在学习和实践中好好培育。为此，我们邀请了国内外一些站在学科前沿的学者和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影视作者来交流，以求开阔学生视野，打开思路。对讲座人才的界定，不只是那些在学术上地位比较高的学者，也包括一些自由的独立制片人、纪录片编导和新锐视觉研究学者，包括以影视媒介作为记录和发声工具的农民、流动工人和劳工NGO等。这些年，我们邀请的国外学者有国际影视人类学会前主席阿森• 巴里克斯(Asen Balikci)教授，国际影视人类学会秘书长、雷顿大学教授密歇•珀斯玛(Meetje Postma)，北欧影视人类学会克努特•埃克斯特姆(Knut Ekstroem)，美国《影视人类学》杂志主编保尔•霍金斯(Paul Hockings)，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云南农村妇女自我写真项目负责人李浈(Virginia C. Li)，哥伦比亚大学视觉人类学家王海龙，新泽西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及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研究员路易莎• 斯卡恩(Louisa Schein)，奥地利著名视觉人类学教授卡特·胡斯曼(Kurt Husmann)，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教授若尔夫·胡斯曼(Rolf Husmann)，柏林自由大学教授芭芭拉·艾菲(Barbara Keifenheim)，法国亚威农艺术学院人类学教授雅克·德冯特(Jacques Defert)，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影视人类学教授保罗·亨利(Paul Henley)等，他们介绍了国际视觉(影视)人类学的研究情况;中国老一辈影视人类学家杨光海、李德君、蔡家骐、刘达成，中国民族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负责人张江华、陈景源，台湾中研院胡台丽研究员等，介绍了国内视觉(影视)人类学的发展情况;一些自由的独立制片人、纪录片编导和视觉研究学者，带来他们的力作和新锐的观点。我们还特别邀请了北京“村民影像计划”的农民自我拍摄者，“民间记忆计划”的农民、青年拍摄者和视觉行为表达者，以及通过DV短片或小剧场形式传达维权诉求的珠三角农民工和劳工NGO，他们展示的不仅仅是影视作品，更重要的是通过影像实现主体“发声”和社会互动的行为。另外，“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等先后与中山大学建立交流关系，通过他们的渠道，我们得以引进国内外大量优秀影像作品，供学生观摩学习。我们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香港大学、法国相关艺术院校和美国南加州大学影视人类学研究中心的研究或交流经费，开展了更广泛的交流和研究。同时，我们也在人类学系和传播与设计学院分别成立了视觉人类学工作室和媒介人类学研究中心。 在实践层面，尽可能让学生掌握一点影像记录拍摄的基本技能。作为人类学田野考察的一个工具，一种图像学方法，民族志影像在本学科中就很实用。过去，人类学家都要学会画画、测绘，后来照相机、电影机、DV成为田野考察必备的工具，而影像民族志亦丰富了人类学表述方法和“写文化”的形式。尽管年轻一代对手机等新媒体运用自如，但对于更加专业的影视设备和拍摄技术的应用，文科学生还有待提高。为了通过教学增强视觉认知和表达经验，从2001年开始，在学校相关设备暂未到位的情况下，笔者提供部分胶卷、磁带和经费，带学生参加项目考察和相关研讨班，并利用自己获得的科研项目，专设了学生田野考察项目经费，供他们实习之用甚至交由学生管理，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参与积极性。近年来，学校“211”、“985”学科建设快速推进，社会支持教育的渠道增加，影视设备得到添置，学生在拍摄过程、摄影实践以及影像制作方面，获得视觉人类学工作室和媒介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指导。对照相机、摄像机以及数字影像设备(如三维全景扫描仪等)的使用，不仅可以使学生在观察的细致方面有所提高，而且通过声音和图像的“反馈”，可以使学生在田野考察的访谈、记录与理解形式上更加精确有效。学生在实践中，可以在利用照相设备和影音设备进行人类学田野工作方面获得具体的训练。我们已让学生在田野考察实习中尝试使用影像工具，在广东、云南、贵州、广西等地记录拍摄了大量民族志影像资料，对重要文化遗产如洞窟、古建筑和古村落，拍摄大量摄影和录像，有的应用三维全景扫描仪做现场记录。学生也有这个积极性，他们自己组织DV或手机拍摄小组，成立数字工作室，组织“作品鉴赏”、“摄影文化节”和影像比赛，自己动手，参加社会实践。这一代年轻人似乎天生与新媒体有缘，数字技术和网络使他们如虎添翼。通过教学互动，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性思考。要是学生有一定视觉研究经验，掌握了一些相关技术，对就业都有利得多，他可能比较容易进入到一些其他领域里面去做事，比如博物馆、美术馆、电视台、报纸和杂志等文化与传媒领域。这是这门课程教学的最低标准。 编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