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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一九二九年的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在三十多岁时连续发表多本社会学著作，声名鹊起，在三十七岁时便当选科学研究宗教学会会长。随后在一九六七年发表《神圣的帷幕》，一九六九年发表《天使的传言》——此著旋即被视为宗教世俗化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其节选或概要被各种教科书广泛采纳，影响了多个学科的几代学人。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伯格来了一次华丽转身，公然放弃了世俗化理论。他自己说，在走出了文化精英圈之后，看到了第三世界的宗教兴盛、欧美反文化运动中的新纪元灵性、美国福音派的回归公共领域，这些现实，致使他逐渐怀疑自己所阐述的世俗化理论，直至一九九九年编辑出版《世界的去世俗化》（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 Resurgent Religion and World Politics）一书，毅然放弃这一理论，并且从此游走世界各地，宣讲世俗化理论的破产。 更有趣的是，在年届八十五岁高龄时，伯格再一次华丽转身，发表《现代性的多种祭坛：多元时代的宗教新范式刍议》，试图为宗教社会学重新建构一个新的范式。这本小书还收录了三位学者对于伯格新思想的回应，其中对于伯格的新论见仁见智，褒贬不一。笔者认为，伯格从已经放弃的世俗化理论中捡回一些概念进行新的理论建构，虽然这不足以称得上是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但是的确为现代社会和宗教提出了一种新的世俗化理论，我称为“主体驱动的世俗化”理论，这与他之前的世俗化理论已非常不同。 一、对于多元现象的认知调整策略 在西方社会中，存在着多元的种族、多元的民族、多元的宗教以及多元的很多其他现象。“Pluralism”一词在英语中有两重含义，一个是多元性现象，一个是多元论主张。多元性是对社会事实的描述，多元论则是一种观念形态（ideology），一种立场主张。伯格说，他使用过plurality一词来指称多元性，但在英语中这属于冷僻词，时常遇到人们的疑问，因此在此书中决定采用pluralism一词，以顺应人们的习惯。笔者认为，这种随俗策略不足取。普林斯顿宗教社会学家乌斯诺（Robert Wuthnow）等人主张使用diversity（多样性）一词来描述多元并存的现象，而用pluralism一词来指接纳多元的一种哲学立场。不过，在伯格新著中，pluralism不仅是指多元并存，因为多元并存可能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并存，那样的并存或许可以用diversity一词来指称，但伯格想要说的是同桌共餐、同枕共眠的多元并存，是有交往互动的多元性。 伯格的社会学论说一向是从认知心理出发的。他说，这种交互性的多元并存，耳濡目染，长此以往必然导致相互体味熏染，进而导致认知熏染。汉语中对此有一个极好的表达，“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这个意思。与持不同观点者长期交往互动，难免导致自己固有观点的相对化。不过，与相异于己的人的差异特别大时，很可能产生认知失谐。出现认知失谐后，不同的人会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一种策略是否认他者的效度，即断定他者的认知在方法论上是无效的，或者攻击其动机，说异己者另有图谋，这是方法论或动机论的谋杀策略，诉诸比较激烈的方式，便是想方设法改变、融化、消灭异己的对方及其观点。第二种策略是选择回避，不再接触，彼此隔离。在日常生活和我们周围的人群中，都不乏这两种策略的案例。伯格提出，其实还有第三种策略，即经过交涉谈判做出某些让步，从而换得和平共处。这种认知策略或许可以称作多元论策略。对于日益凸显的多元性现实来说，为了自己和他人以及社会和世界的和平共处，这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策略，需要新的范式。 伯格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认知失谐的现实原因。动物依靠本能，人类依靠习性，习惯是人的第二天性，习惯结成定制或制度（institutions），从而在各种情境之下可以高效地应对行动。从定制中脱离，的确是获得自由，但自由与焦虑总是相互伴随。因为自由地做选择、做决定，总是需要付出思考，需要相应的知识和相应的决断力。现代化的发展，总是会打破很多固有定制，从而给很多人带来自由和焦虑。有些人在现代化过程中试图维护和修复受到威胁的确定性，持有一种原教旨主义的立场。不仅有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而且有世俗的原教旨主义。把进步、自由当主义，便是一种世俗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是反动的，是保守故旧的确定性。世俗主义的原教旨主义是进步的，是彻底放弃故旧以便建立全新的确定性。其实，两种原教旨主义都是对于现代性的抗拒，即不能接受和容纳宗教性和世俗性的交融并存。伯格特别指出，进步主义导致了先锋队意识，进而以先锋队代替进步阶级，结果是垄断权威，垄断权力，形成全能社会（totalitarianism）。 与原教旨主义截然相反，在出现认知失谐时，有人以相对主义拥抱相对性，认为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这以尼采为典型，他宣告上帝死了，从此没有绝对。这也是后现代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主张包容彼此相异的观点和生存方式。不过，相对主义的绝对化也会排除异己，即排斥那些不接受相对主义的观点及其持有者。伯格指出，美国或西方的大学文化，这种绝对的相对主义已然成为主流，从而使得保守主义难以立足。不过，对于这种绝对化的相对主义也已有人开始做出反省。伯格说，他在波士顿看到一个车贴：“尼采，你已经死了。”署名“永恒的上帝”。伯格指出，原教旨主义和相对主义都是陷阱，对个人和社会有害，相对主义会导致道德虚无主义，原教旨主义则导致盲信狂热。在伯格看来，现代社会既不一定非要否定相对性，也不一定非要庆祝相对性。在原教旨主义和相对主义之外，还有第三种策略或道路，就是多元主义的中庸之道。 二、多元宗教与个体信仰 宗教具有内在和外在的双重存在，既存在于人们内心并体现在个体行为，也存在于集体定制、社会制度中。在现代化早期，特别是在法国，为了打破强大的外在的宗教制度，启蒙思想家们也把矛头对准内在，试图把内外在的宗教一同清理干净，因此把宗教等同迷信，呼唤理性时代的到来。这被伯格称作“社会科学中对待宗教的启蒙运动偏见”。这种偏见即使不在哲学上反对宗教，也会认定宗教与现代性格格不入，断定现代性越高，宗教性越低。在法国，经过多年的反复冲突和流血斗争，直到一九○五年宪法确定了世俗性为国家的治理原则，政主教从，把教会强力置于政府管制之下。 如果消除了宗教对于社会的影响，社会道德如何确立？启蒙运动是充满道德自信的，社会思想家孔德提出历史三阶段论：从神话神学时代，到形而上学哲学时代，再到实证科学时代，宗教的道德教程将被世俗的道德教程替代。孔德明确提出用社会学替代宗教为社会确定秩序与进步。追随孔德的社会学家涂尔干对此发扬光大，在一九〇五年世俗性大胜利后，参与制定公民道德教材“社会学与道德手册”。这样的道德重建工程，在欧美社会虽然已经成为笑谈，社会学已经回归实证科学的本位，但是，这种由世俗性主导的道德重建工程，仍然在世界其他地方实验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