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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 语 从上文牡丹民俗文化的描述和民俗文化功能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民族民俗系统中的民俗文化对该民族的民间“国”字号评选所起的作用应该是根本性的，而民间吉庆文化、民间传说和民间信仰在民俗学中起着重要的文化标识作用。所以，民间“国”字号的评选必须借助本民族的民俗文化共识的力量，要想使民间“国”字号的评选和俗民认可高度和谐统一，必须重视民俗文化的力量和价值。 参考文献： [1]程杰. 牡丹、梅花与唐、宋两个时代——关于国花问题的借鉴与思考[J].阴山学刊, 2003, (2): 59-67. [2] 龙雅宜, 董保华. 家庭养花与花文化[M].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7. 7. [3] 陈俊愉. 关于尽早确定梅花、牡丹为我国国花的倡议书[J]. 中国园林, 2006, (3): 77-78. [4] 陈辉，黄战生.中国吉祥符[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283. [5] 李惠芳. 中国民间文学[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 [6] 山曼. 流动的传统: 一条大河的文化印迹[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15. [7] 转引自陈百盛, 乔方辉. 牡丹之乡采风笔记[J]. 民俗研究, 2001, (3): 72-76. [8] 乌丙安. 民俗学原理[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9] 王铭铭.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157. [10] 刘同彪. 论明中后期温州地区的民俗偏离现象[J]. 温州大学学报, 2007, 20(1): 36-41. [11]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403. [12] 陈澔. 礼记集说[M]. 上海: 世界书局, 1936: 69. [13] 应劭. 风俗通义•序[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2. [14] 仲富兰. 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16. 本文原载：《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0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