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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对民间艺人的教育和改造。毛泽东对延安文人提出要求，倡导他们在倚重民间文化的同时，也要对“民间”予以改写和重塑，并在此之上构建新的文化形态，而对“民间”的改写和重塑不单单是对民间文化的改造，更要重视作为民间文艺表演者的民间艺人。“‘民间’其实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它既包括民间伦理、民间文化、民间艺术形式，也包括熟知并在民间传播这些民间文化的民间艺人。”民间艺人是民间文艺的传承者，对他们进行改造具有重大意义。丁玲认为：“这些人对旧社会生活相当熟悉，对民间形式掌握得很好，有技术，有创作才能。他们缺乏的是新的观点，对新生活新人物不熟悉，他们却拥有听众、读者。时代变了，人民虽然不需要那旧内容，但他们却喜欢这种形式，习惯这种形式，所以我们要从积极方面，从思想上改造这些人，帮助他们创作，使他们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即封建旧思想不仅生长在民间文艺之中，也潜存在民间艺人的思想里，它是旧时代的毒瘤，是封建统治阶级毒害劳苦大众的工具，必须加以取缔或改造；而对于民间文艺的形式则应加以借鉴和改进。民间艺人多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底层民众，对他们的改造应采取利益诱导和教育引导相结合的方式。民间艺人改造的实践最早是从眉鄠戏艺人李朴身上获得成功的，随后说书艺人韩起祥被树立为改造成功的典型。这样的民间艺人并不少，经过改造，他们由平凡的民间艺人成长为杰出的文艺工作者，不仅壮大了延安文艺工作者的队伍，也推动了延安整风运动的蓬勃发展。 三、意识形态化的民间：民间文艺资源的运用提升 延安文艺整风运动旨在从主流和民间两方面入手重建文化秩序，实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愿景。旧有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千百年的文化积淀，是中华民族得以传承的根本。对“民间”的重建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毛泽东曾强调：“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对民间文艺的改造理应承继历史，在旧有民间文艺的基础上进行顺应主流意识形态的加工、改写和重塑。 “旧瓶装新酒”是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加工改造民间文艺旧形式的主要方式，对民间文艺的重构突出表现在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后期的集体创作中，街头诗运动、群众集体歌咏活动、新秧歌剧运动、戏改运动等大规模的文艺改造运动接踵而至，将延安文艺运动推向高潮。1943年春，延安掀起了声势浩大、影响广泛的新秧歌剧运动。新秧歌剧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成为当时重要的文艺宣传形式，有其客观的必然性。首先，秧歌长期根植于民众生活中，其轻松活泼的表演形式极富喜剧性，为老百姓所喜爱，改造后符合主流文艺观的新秧歌剧因更贴近底层民众生活而备受青睐。其次，秧歌剧剧情少，两三人便可上演，形式简单，亦不受物质条件限制，舞台只需要一块空地，适合在广大农村、城市街头和广场演出。再次，新秧歌剧有意识地将旧剧中的旧社会、旧人物改编为新社会、新人物，提升了作品的主题，发挥了教育和宣传功能。1943年春节期间上演的《拥军花鼓》《赶毛驴》《挑花篮》《兄妹开荒》等轰动了延安，取得了巨大成功。新秧歌剧是主流话语和民间话语的对接，是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融合，是延安文艺运动重构文化秩序的初步尝试。改造后的秧歌剧使民间形式与革命叙事、传统与现代融会贯通，成为新文化实践的重镇。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对民间文艺的重构在后期逐渐具有了革命功利主义性质，这时的文艺工作者将目光聚焦在了我国传统戏剧上。戏剧受众群体十分广泛，对维护封建秩序的旧戏进行改造关系到延安文艺事业能否顺利进行。戏剧改革主要是对旧戏剧的内容、形式进行批判、利用与改造，新戏剧删掉了旧戏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剧情，转而以底层民众生活为主要内容，将旧戏中个人英雄主义史观提升为群众史观，歌颂集体和群众的力量，无论在主题设置、情节设计，亦或结构安排、语言运用方面，新戏剧都具有旧戏剧无可替代的强烈时代色彩。随着民众对创造新民间文艺形式的呼声逐渐高涨，1945年新歌剧《白毛女》上演，它是在秧歌剧的基础上对新兴歌剧的最初尝试，具有民族形式的新歌剧就此诞生。《白毛女》取材于晋察冀边区流传的“白毛仙姑”的故事，讲述了一个佃户女儿的悲惨身世，展现了旧社会农民的凄苦生活。贺敬之等人敏锐地挖掘这个民间故事的深刻寓意，即“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及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白毛女》将旧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真实地还原，成功再现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历史，喜儿的遭遇成为无数劳苦大众悲苦命运的缩影，激起了观众反抗压迫、同情弱者的强烈的情感共鸣。该剧的创作者多是受五四新文化熏陶、熟悉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他们采用西方歌剧的创作形式，体现了民族新歌剧以戏剧性为主，以音乐性为辅的特征。专业的舞台设计使人耳目一新，宏阔的布景场面更宜于在大城市演出，更能满足广大民众的娱乐需求，达到了大众化文艺的理想效果。新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和演出是我国歌剧史上的里程碑，它掀开了大众化文艺崭新的一页。 延安文艺工作者们在对旧有民间文艺形式加工创作的基础上，试图开拓新的文艺体裁和语言形式，催发了民族化文艺的诞生。文艺创作者运用更为独特的艺术形式、艺术手法来反映现实，展现当下，使文艺作品融入了民族的血液，展现了民族的风格。民族化文艺的产生不但体现了文艺工作者对本土民间文艺的认同，还标志着延安文艺逐渐走向成熟，其中尤以赵树理的作品为代表。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提出了“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其成果，是应为边区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的倡议，随后陈荒煤在《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中具体提出了“赵树理方向”的口号，赵树理因此成为20世纪40至50年代中国文坛影响最大的作家。“这一作家的陡然兴起，是应大时代的需要产生的。是应运而生，时势造英雄。”赵树理的作品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缘于它们响应了时代号召，暗合了毛泽东思想。赵树理自己说：“毛主席的《讲话》传到太行山区之后，我象翻了身的农民一样感到高兴。我那时虽然还没有见过毛主席，可是我觉得毛主席是那么了解我，说出了我心里想要说的话。”这种与时代和领导人话语的契合使赵树理的作品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陈荒煤认为，“赵树理方向”应该是“生动活泼的、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民族新形式”。赵树理作品是站在农民群体立场上，以民间文化为本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戏曲、评书、板话、故事等乡野艺术叙述手法的巧妙运用，出神入化。他的小说大都以普通农民为主角，以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事件为叙述对象，情节生活化、戏剧化，极富娱乐效果，十分符合农民群体的审美习惯。作为《讲话》后文艺创作的旗帜，“赵树理方向”带动了以创作民族的、大众的民族新形式作品为目的的创作新风，形成了一个热烈响应“赵树理方向”的作家流派——山药蛋派——和一种新型的立足民间的文艺思潮。 四、主流化的民间：民间文化资源重构的得与失 延安文艺运动通过对延安民间文化资源的重构与再造，改变了民间文化被忽视的边缘地位，使其一跃登上了时代政治舞台，成为万众瞩目的中心。随着运动的不断推进，延安文艺得到了民众的热烈响应，各种艺术形式和体裁不断丰富，从整体时代文化的框架上拓展了现代文艺的视野，显示出深沉丰富、新颖别致的生命力。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在这种利用与择取中，必然有一些不适宜的民间文化资源被摒弃，从长远来看，对今天的民间文化资源保护工作来说无疑是一种损失。 在利用和改造民间文化资源的过程中，延安文艺给民间文化带来了一次发展的机遇，对民间文化资源进行了提升，使其就此从边缘走向中心，与传统儒家文化平起平坐，这是千百年来中华文化的一次进步。民间文化是人民群众在生活中创作、传承和享用的乡野艺术，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以前，延安的民间文化与以传统儒家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体系是分流发展的，前者及其创造者长期遭受主流文化和统治阶级的排斥与压迫。延安文艺的蓬勃发展，改变了民间文化被忽视的边缘地位，使其登上了时代政治舞台，这一转变过程给主流和民间均带来积极的影响。一方面，民间文化资源调动了人民大众的抗战热情，为巩固和积蓄革命力量作出了时代性贡献，这种改造最终实现了文艺、民众和国家意识形态的统一；另一方面，民间文化在延安文艺运动的推动下摆脱了封建正统思想与落后意识的束缚，成为指引整个国家文艺界发展走向的核心文化，延安本土文艺得到了空前的彰显和弘扬。这肯定也受到了创作、传承和享用民间文艺的广大民众的热烈拥护，点燃了他们的创作激情，渲染出延安热情高涨的文艺氛围并有力推动了延安群众文艺运动，最终形成延安文艺雄浑、博大、厚重的整体风貌。 然而，延安文艺在对民间文艺整合利用过程中，往往基于革命功利的目的选取题材，这样势必使一些远离主流话语的民间文化资源遭受损失。延安文艺在萌芽之时便限定了其发展走向，利用和改造民间文化资源的缺陷就已显现出来。在延安文艺发展的后期，随着延安文艺的不断发展和逐渐壮大，过分强调文艺作品的政治性、革命性而忽略其艺术性和文化内涵，使原本有血有肉的民间文艺变为干巴单调的程式和一些标志性的意识形态话语，作品显得刻板单调，缺乏审美价值。同时，对可用民间文化资源的择取也难免流于片面，使民间文化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甚至导致民间文化宝库中更多贴近民众生活、饱含民众智慧、渗透民众情感的文化瑰宝在改造过程中被遗弃，许多传统的民间文艺形式被贴上了“宣传封建思想”的标签，被武断地剔除，从而加速了部分民间文化资源的流失。这些文化资源成长于乡野，是千百年文化的积淀，是民众情感的真实写照，虽未能迎合新时代的需求，却深深印刻着底层民众的情感智慧和审美情趣，是我们回溯历史、走进民众心灵世界的桥梁，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无论从今天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角度，还是从整体上实现文艺创作题材丰富性和体裁多样化的角度，对那些具有深厚民众基础的濒临消亡的民间文化资源都需要深入挖掘与保护，使之成为当代文艺创作可资利用的财富。 五、结语 延安文艺对民间文化资源的重塑，描绘出了中国现代文艺的新版图，使中国的新文艺在本民族文化土壤中生长发育并走向成熟。民间文化资源与文艺民族化的关系应该成为20世纪文艺研究的重要学术话题。延安文艺对民间文艺资源的重构与再造，不仅创造出那个时代的辉煌的文艺业绩，而且对建国后的当代文艺和20世纪文学的整体风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延安文艺为中国文艺如何走出一条民族化与现代性结合的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对后来的文艺创作具有范式意义。新中国建立之后，从1958年的大跃进民歌运动，到十年文革期间的样板戏，再到1978年以来寻根文学对民间文化的回归，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证明文艺工作者们在文艺如何利用民间文化资源进行审美创造的问题上一直在艰难地探索。延安文艺以民间文化为媒介，实现了乡村底层民众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双重认同，促成了党的文艺、人民文艺的产生，为后世文艺创作开辟了一条运用民间文化资源传达主流话语的文艺道路。延安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用笔触表现普通的劳动民众，紧扣时代发展的脉搏，创造出了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的文艺精品，他们确立的文化价值取向和文艺美学思想，为今天的文艺工作者竖起了高标。当代文艺工作者认真总结延安文艺的经验，牢牢把握时代给予的机遇，就一定能够创造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有温度、有深度、接地气的文艺精品。 （本文刊于《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见附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