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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相比“三大史诗”，《亚鲁王》有什么样的特点？ 朝戈金：《亚鲁王》是在葬礼上口头演述的，意在通过引述他们的英雄祖先亚鲁王的坎坷经历和历史足迹，指引亡灵一步步回到先祖的故地。史诗演述是整个仪式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知道，葬礼中还往往有“砍马”等活动，隐喻当年亚鲁王率众征战和迁徙的艰难和步步血泪。这就是说，史诗演述既是仪式化的，又是嵌入仪式的--是整个仪式活动规范着史诗演述活动。还有，因为《亚鲁王》具有类似“指路经”的社会功能，这也就同时决定了它的主要功用主要不是为了娱乐民众，而是唱给亡者听的，因而，它堪称苗民生死转换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关捩点”.进一步说，《亚鲁王》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艺术消费品，而是与这些民众的宇宙观、生活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或缺的人生重要内容。这是《亚鲁王》的一个特点。 史诗的习得有禁忌──只有每年的正月和七月才能学习唱诵，其他时间不能习诵。史诗从学习到在仪式上正式演述，都不借助于文字，而是全凭口耳相延。可以说《亚鲁王》是典型的口头史诗，它的传承和演述过程，一定需要大量使用程式化手段。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 从全诗的结构上看，史诗的结构和故事线索像一棵大树，根须茁壮，枝叶繁茂。史诗的开头部分，是创世和族源叙事，这部分构成了树根和树干。这也是不同异文的《亚鲁王》所共享的，其同一性程度很高。再往后，不同的姓氏和家支有彼此不同的迁徙路径和历史轨辙，那么在枝叶上就自然形成了彼此的差异，构成演述文本的异文众多的现象。以树形构造来隐喻苗族民众的同根和分叉，同时勾勒不同支系之间的历史关联，这是该诗的第三个特点。 从内容上看，《亚鲁王》具有创世史诗、迁徙史诗和英雄史诗的三方面内容，“创世纪”部分用大量篇幅讲述宇宙起源、日月星辰形成等内容，后面又生动叙述亚鲁王如何为避免兄弟征战而率众远走他乡的艰辛历程。如果说中国史诗在北方游牧带分布的主要是英雄史诗，在南方高原农业和山地农业地区主要分布着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的话，像《亚鲁王》这样将三个主要类型的内容熔铸于一个叙事传统之中的例子，还不多见。也是由于这种混溶的内容，令这个叙事传统同时具有神话、传说、故事等特征。所以，如果我们称《亚鲁王》是“超级故事”，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是该诗的第四个特点。 与其他流传更广的史诗传统相比较，《亚鲁王》的传播地域相对集中和狭小，边界比较清晰。我们可以说，亚鲁王是属于那种带有明显“地方性”的传统，那么，相较于我们今天所知大多数史诗都是“民族的”史诗而言，《亚鲁王》则更具有“稀有样板”的意义。得益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麻山的苗族民众较好地保存了该史诗地域的和亚族群的属性，这是该诗的第五个特点。 就语言而言，《亚鲁王》的叙事语言古奥难解，一些语词的含义，就连演述者自己也不清楚。这为我们更好地解读和理解它，设置了障碍，不过也为研究其起源和历史发展，研究古老的语言现象，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语言学资料。这是它的第六个特点。 通过这几个特点，我想大家就可看出它的重要意义所在。 记者：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在史诗与口头传统的研究方面很有成果，这几年召开了多次国际性的会议，也在国际学界多次介绍中国史诗的资料学成果和理论思考成果。提到史诗，大部分人印象中就是三大史诗，能否介绍一下中国史诗研究整体情况？ 朝戈金：中国的史诗学建设这些年来逐步引起国际学界的注意，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的史诗蕴藏极为丰富，世所罕见。东北的满-通古斯语族所代表的渔猎文化圈中，有数量可观的英雄史诗。从贝加尔湖到天山两麓，是北方游牧带，这里生活着的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人们，世世代代创作了数量庞大的英雄史诗。青藏高原的史诗，主要流布在藏区的牧区，这里的英雄史诗传统，在篇幅上、传承方式的复杂性上、与民众精神生活的联系上，都令人称奇。从川、滇高原延伸到云贵高原，在广袤的高原农业地区，我们见到诸多西南少数民族所创作和传承的大量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这样一来，在中国境内，史诗传统涵盖了阿尔泰语系、汉藏语系、南岛语系等分属几个语系的上百种语言的史诗叙事传统。类型多样、语言多样、属性多样，是中国史诗的整体面貌。这令西方学者相当羡慕。我本人就不止一次听到出自西方著名学者之口的感慨之言。 其次，在这么丰厚的材料基础上，我们试图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国际史诗理论，进而建构史诗学的中国学派。这种努力，已经得到国际学界的一些肯定。例如，我们通过大量活生生的材料，对如何理解史诗的亚类、如何界定史诗、如何阐释史诗社会功能、如何理解史诗文本的多样化属性方面，都有不同于西方史诗学界一般见地的观点和某些新的维度。在史诗田野作业方面，在史诗文本制作方面，有些新观点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此外，中国史诗学学者队伍在如何介入史诗的抢救、保护、立档、传承、研究、振兴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非遗工作流程中，发挥了直接的、正面的、积极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的史诗学者，是努力将专业知识和技能服务于老百姓口头传统的保护工作的。 记者：为什么口头传统研究近年来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中西方在口头传统研究方面，有什么不同特点？ 朝戈金：简单说，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是许多要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信息传递技术的发展进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国际社会和学界越来越意识到，人类知识的传承，主要通过口头和书面两种方式进行。在过去的很多个世纪里，知识界偏重文字作用而轻视口传，现在发现这太片面，需要大力纠正，于是特别强调要保护抢救、保护和研究人类的“口头传统”. 至于中外在口头传统研究方面的不同，是个很大的话题。如果从研究对象和范围上说，中国的口头传统研究，目标直指民间口头艺术诸门类，如故事讲述、史诗演述等。美国的当代国情和社会发展，已经让他们的研究，从传统口头艺术诸门类转向其他领域，例如：拒绝诗歌刊印而坚守口头吟诵的当代“斯拉姆”（slampoetry）诗歌运动，黑人聚居区的“民间布道”现象，“布鲁斯”现场创编音乐流派，都是他们的研究热点。也就是说，口头传统的研究，大多转向了都市的口头创编活动上来。其次，中国的研究，在材料梳理和刊印方面，成果突出，而在理论建设方面，稍嫌薄弱。反观美国，理论流派迭出，近年来，以“讲述民族志”为标志的三大理论──“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和“演述理论”相继面世，影响相当深广。中国的口头传统研究，也从美国同行的理论中获益良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