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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社会记忆的深层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过去对于现在和未来的重要意义，因此，记忆研究的重要性逐渐凸显。民俗学的个人生活史、民俗志研究及战争与灾害记忆的研究都离不开记忆论，记忆论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研究中需要注意记忆的选择性、记忆建构身份的特性、记忆的对峙性以及个人记忆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尽管记忆研究这一跨学科研究的发展不够完善，但民俗学需要直面记忆研究的难题，建立和完善属于本学科的记忆研究理论体系，不可忽视理论和实证任一层面。 [关键词]：记忆；记忆论；身体记忆；民俗学 尼采早就指出:“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需要对过去有一定了解……只有为了服务于现在和将来，而不是削弱现在或是损坏一个有生气的将来，才有了解过去的欲望。”［1］可见，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对于记忆的研究非常迫切。但对社会记忆进行理论化和全球化的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成为热点，这些研究加深了人类对自己历史的了解与反思。 较早对社会记忆进行研究的主要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学者，有爱弥儿·涂尔干(émile Durkheim)、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ismund Schlomo Freud)、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阿比·沃伯格(Aby Warburg)、弗雷德里克·沃尔特雷特(Frederick C Bartlett)、沃阿诺尔德·茨威格(Arnold Zweig)、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等，最为杰出的当推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他是社会记忆研究的鼻祖。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法国、德国和北美分别出现了一批较为出色的研究者，但他们都在两大范畴展开研究，即:民族国家的记忆——对个人以及个人所属的集团或国家记忆的研究;全球记忆——对他国、他民族的记忆。 传统记忆研究者认为记忆是跟过去紧密相连的概念，人们通过记忆直接或间接地了解和认知个人和集体的过去。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新的研究者颠覆了以上看法，认为记忆包括现在的、未来的和动态的内容，记忆是一个带有可塑性的动态系统。因为“记忆中把过去和将来两个维度的联系表现为一个人、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对将来的期待。没有对自己的过去的把握，则很难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充满意义的期待。所谓的希望也就是产生在这样一个‘期待的空间’(evwartungsraum)，而这期待的空间的大小是由记忆的内容以及容量来决定的”［2］(P2)。 一、民俗学的记忆研究 在明确地提出“记忆”和“社会记忆”概念之前，民俗学界就已有学者进行记忆的研究，只是没有把记忆明确提出来作为理论思考的对象，更没有把它上升到“记忆论”的高度来看待。当社会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加深了对社会记忆的研究力度后，民俗学者对记忆论的关注才逐渐自觉起来。在民俗学界，对记忆进行研究最多的要数日本民俗学者，主要研究有: 阿部安成、小关隆的《コメモレイションの文化史·記憶のかたち》是日本记忆论研究的先驱，作者在记忆的概念、战争记忆的形成、文化遗产等方面的考察都做出了开拓性贡献。羽賀祥的《史蹟論——19世紀日本の地域社会と歴史意識》调查分析了日本近世以来的纪念碑和纪念物的建造过程，揭示了建造过程背后的相关因素。名古屋大学出版会出版的《記録と記憶の比較文化史》对欧美、日本以及中国的社会记忆做了比较研究。小关隆《記念日の創造》对近代各国的纪念日的起源和意义作了分析。其中小关隆在1999年对人文学领域的记忆概念下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 记忆是人们对过去的知识和情感的集合体，记忆的形成是一个表象化的行为。……记忆不单纯是过去事件的储藏库，它是记忆主体针对自身所处状况唤起特定的过去事件并赋予意义的主体行为。因此，记忆和记忆的主体，即生活在当下现实的人们所属的社会集团的自我认同有着本质的联系。……由于个人、集团的自我认同是不断变化的，与此对应，记忆也不断地被重新建构，“值得记忆的”在不断被选择、唤起的同时，相反的事件则被排除、隐瞒。从这个意义上说，忘却也是构成记忆的一部分。任何一个记忆的表象的背后，都有无数被忘却的事象［3］。 根据该定义，记忆的特点为:(1)记忆形成于人们对过去事件的表象化过程中。记忆与记忆主体的当下状态直接相关。(2)记忆本身包含着忘却的机能，记忆不仅代表过去的静态的内容，而且是关联现在与未来的动态的概念。 如今，记忆论在民俗学界的应用与研究逐渐增多，民俗学者对记忆论之于民俗学研究的看法也各具特色。岩本通弥指出:“记忆作为一个有效的分析性概念，在分析社会、政治现象时得到广泛运用。在民俗学领域，记忆论的研究也开始成为瞩目的焦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俗学的最本质性的存在就是记忆。”［4］(P109～115)岩本通弥极为肯定记忆论研究的重要性，但笔者认为这一论点不太合适，说“记忆是民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或者是“民俗学的最本质的存在是‘研究记忆’或‘用记忆方法研究民俗’”似乎更为恰当。另外，针对传统民俗学的研究取向①，岩本提出记忆论在民俗学研究方面的几个相关事项。 (1)民俗学不是以文献记录，而是以记忆为素材的学问。它主要以没有被文献记录下来的事项作为研究对象。(2)在研究中，它的基本方法是对直接性的口述、对话进行访谈记录。(3)通过以言语为媒介的记忆提取信息，原生态地把握当地人们的生活世界。(4)同时，把非言语的如身体行为、感觉、思维方式、价值观、感情、身体技能作为研究对象。(5)这些知识系统以身体作为媒介，在不同的个体、群体之间发生的保持、传承、传播。力图去把握这个传承的过程和特征。(6)将使这样的记忆可视化、有形化的行为，通过访谈记录、民俗语汇化、民俗志等方法加以记录，(主要是文字化)［4］(P109～115)。 岩本还认为，访谈记录法是民俗学区别于人类学参与观察法的重要指标，在方法论上，岩本总结了千叶德尔的访谈方法论，指出:访谈记录“既是民俗学发挥本领的领域，也是未来文化研究必须解决的重大难题”［5］(P274)。为了强调记忆论与访谈方法研究，岩本使用了比较绝对的说法，实际上，除了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也同样在非常广泛地使用参与观察法，且参与观察与访谈记录两种方法相得益彰地运用才是民俗学研究的题中之义。 关于记忆论对民俗学研究的意义，王晓葵认为，记忆论在民俗学研究中的一个尝试是用口述史的方法，分析民俗现象在现代社会多元化结构中潜在的多种变体。这些变体依据传统的研究方法往往会被简单地作为例外加以排除。但通过对口述史材料的分析，可了解具体的民俗传承人的生活经历和传承行为的关系，敏锐地把握现代社会的民俗变迁［5］(P276～277)。另外，王晓葵还举川森博司的例子指出，新的民俗志的书写将基本上完全依靠记忆，因为有很多现实中不存在但是依然存活在人们记忆之中的“潜在民俗”。王晓葵认为现代民俗学的研究离不开记忆论，但笔者认为若单纯依赖记忆则必然会使研究走入死胡同，因为现代民俗学有很多内容是当下发生的，不需要过多地凭借记忆，而现时的参与观察显得更为重要。 笔者赞同日本民俗学者对记忆论之于民俗学研究重要性的论述，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下文有详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