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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头看，有一点是当时我没有想清楚的，我光是看到文化和人心的剧烈变化，却没有更深一步去理解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 王晓明：接着你的话讲，当时大家担心的那个基本问题：文化和人心的败坏，这些年来是日长夜大。那个时候还有人说：你们太悲观了，杞人忧天。今天不会再有人这么讲了，问题已经这么恐怖地逼到每一个人面前，说得难听点，瞎子也看得到。今天社会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官员贪腐、征地冲突、医患矛盾、瘦肉精、考题泄露…… 几乎每一件事，除了派警察去，就没有别的办法。一个社会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所有文化的、精神的、伦理的保障，似乎统统都垮了。可是，如果这些都垮了，光派警察有什么用?何况警察也不是火星上来的，那些问题他们都有啊。有些人可能觉得，精神、人心、文化，这些无形之物的败坏的后果，是慢慢显现的，可现在看来不是，至少在中国，后果来得很快，现世报! 现在回头看，有一点是当时我没有想清楚的，我光是看到文化和人心的剧烈变化，却没有更深一步去理解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比如说，整个社会的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的变化。今天没时间仔细讲这个，就说你们批评的这一套大学里的项目和经费导向的学术制度，这就是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的一环。就目前来看，全世界就是中国大陆搞这一套特别厉害，即便中文世界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也没有搞得这么凶。 在这种赤裸裸的利益交换方面，今天中国人是颇有“创新”能力的。这一套项目和经费导向的“抓”学术的制度——实际效果基本是败坏学术氛围——的精髓，就是利益交换。它实际是一个订购的交易：我给你钱，你给我货，所以才列出那么详细的课题指南，那么强调实用性，那么赤裸裸地偏向政府急需的各种短期的对策研究。这个制度不但充满金钱交易的味道，而且也是通过这种交易来重新定义科研基金的性质：它不是社会的公共资金，不是人民的钱，因此不该被用来发展对社会和人类有长远意义的研究，而就是政府的钱。因此，理当用来替政府做研究，就像你从微软公司拿到一笔钱，理当为它做研究一样。 这一套制度对整个学术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学人的影响，真是很大。我们这些人进大学教书的时候，没有这套制度，没有科研基金，但是有冯契、贾植芳、钱谷融他们这些先生在前面领路。他们让我们懂得什么是学术：天下公器、为人类进步……可现在的年轻同行，一进大学，这个订购制度就铺天盖地罩下来，而且都是以学术的名义：课题、奖金、论文、评奖……统统都是学术啊!你不加入，就当不上副教授，这让年轻人怎么办?十年来，这个制度和其他大学制度(例如日益官本位、官僚化的行政体制)一起，快速而深刻地改变了大学的学术状况，资本的逻辑也由此在大学内迅速膨胀，渗透了大学教育的每一个环节。大学都是这样，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说了。何况今天的官员、医生和法官，绝大多数都是读了大学才进官场、医院和法院的。 我有个年轻同事，给学生上文化研究的课，出了个题目：如果真像电影《2012》那样，有一艘船，让你做主，你会选什么人上船?教室里几十个学生，七嘴八舌，好几个回答是：要测试基因，挑选那些基因最优秀的人上船;还有人说，要挑选身强力壮的，体弱的不行。只有一个同学说，各种各样的人，我都要挑一点。这位同事又问：韩寒该不该上这艘船?多数人说，不行;但也有少数人说，他有资格上船，为什么?因为他是多面手，又会开车又会写文章。同事继续问：你们觉得知识分子应不应该上这个船?多数人都认为不应该，为什么不应该?多数人说，没想过为什么不应该，但有一个学生回答：我们现在全部的知识，一个U盘就够了，干嘛还要知识分子? 我不知道这间教室里的讨论在今天的年轻人中间有多大的代表性，但它清楚地呈现了社会的人文危机的多种症状。在机场登机，一般都是VIP先走，经济舱的最后，但有些航班在让VIP先走的时候，也会让妇女和小孩先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等级排序。如果一个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VIP先走，那会是什么样子?再比如知识分子，如果这个称呼不再与反思能力和想象能力联系在一起，而只是与知识的积累相关联，那就真是可以被U盘取代了。当年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日本人轻蔑“支那人”，都是根据一套所谓优等人和劣等人的区别。为什么今天还是有一些年轻人，几乎不假思索地就认为，“优秀”的人的生存的正当性，要比其他人更多?这间教室里的这些年轻人，恐怕大多数都不能在社会上挤进“优等人”的行列，但就是他们，却不自觉地接受那一套以强弱定优劣的观念。因此，问题不在这些年轻人，而在社会：我们这个社会，是如何让他们接受这一套明显是要置他们于苦难的世界观的? 与此相关的是，人怎么看待我们身边的其他生物，怎么看待自然?为什么理直气壮地说“征服自然”、“人定胜天”?为什么如此讥讽那些关心流浪狗、流浪猫的人：人自己都管不了，还管那些?虚伪!从根本上讲，这与我刚才说的那个“基因论”是一样的，都是以强弱定优劣，强者理当占先。我多次举过一个例子：1920年代，阎锡山在山西筹划土改。有人说你这套政策对地主剥夺得太厉害，他回答说：在民国的土地上，人剥削人的现象是不应该存在的，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就要来了。阎锡山这样一个人，不管他实际怎么做，至少嘴上，他能大声说，人剥削人的现象不应该存在，我们今天呢?“人文精神”其实并不抽象，它是很具体、很切实的，在像今天这样一个大家都忧虑“赢家通吃”的社会中，人文精神的功能之一，就是要提供令人信服的精神理由，鼓励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是不应该存在的，人类内部也好，人与其他生物之间也好，都是不该以强弱定优劣的。即便现实是这样，我们也该奋起打破它!什么是普世价值?这就是。 张汝伦：问题是要防止强者的逻辑，被压迫者成为压迫者的时候怎么办?这个恐怕要跳出原来的逻辑，我把你打趴下，我压迫你，你再把我打趴下，你也来压迫我。你讲的没错，比如在民国的土地上不能有压迫这一条，但下面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这个恰恰是现代文明，或者我们讲现代性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它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很周详，超过以前任何时代，在价值观上人人平等，制度、法律上人人平等，但实质上它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占有的份额，以及伴随占有份额所掌握的权力如果不能取消的话，如何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考虑过。后来西方才有人想到这个问题，甚至把知识分子也骂进去(比如福柯和布尔迪厄)。知识分子掌握了知识，所以也拥有了部分权力。现在有很多人说我们有话语权，至少可以把人骂死。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就有可能左手打过来，右手打过去。任何时代总有弱势者，这些弱势者谁来保证他们。原来的知识分子里有一批人，比如托尔斯泰，就主张给没办法说话的人说话，不管你是什么人。现在我们的知识分子里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人，想帮不能说话的人说话。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我要讲人文精神，想得深了，就是我们继承的一整套话语还是不够的。我们知识分子的确是准备不足。倒是最近这十八年，我觉得没白过。时间久了，很多问题都显现出来了。比如当年很多人反对谈人文精神，放在现在肯定没有一个人会再公开反对。因为中国今天的社会状况已经糟糕到如此程度，再也不会有人愚蠢到反对人文精神。问题在于如何更上一层楼?刚才瑞泉说得对，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自己做的事情留点东西下来，但从更深层次去看，还是要有自我反省，反省我们接受的东西里面有没有问题。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在每一个时间段，可能都会有一些我们认为没有问题、实际上有很多问题的观念。最后谈得很辛苦，却未必能够达到想要的目标。 人性是有弱点的，有个美国思想家说，人类最根本的悲剧在于我们都知道什么是不对的，但在做决定的时候总是选择不对的去做。的确是这样的，不然也就不会有圣人了。孔子讲他活了七十三岁，“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德是很难的，好色不需要修炼。所以儒家苦心孤诣几千年，就要讲一件事情，好德如何养成。宋儒花了那么多精力，根本经不起资本主义轻轻一击。资本主义最厉害的一招，是将人们不敢拿出来示人的那些阴暗面公开说成是完全正当的，大家当然拥护它。最近有点变了，因为知识分子谈哈维尔的时候不得不谈道德，因为哈维尔认为在政治里道德重于利益。我们先不讲自由、人权的意义，我们先讲道德。而前十年中国那些讲政治哲学的论文里都会有一条很清楚：现代政治是和道德分离的，不是道德实践。上次我写了一篇文章，查了很多西方政治学教科书和词典，什么叫政治?就是利益的分配和协调。很清楚，这当然和道德没有关系。从这点上来讲，你也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没错，就是典型的利益的分配和协调。把这种观念引入以后，就很难去抵抗。因为我想要的东西，你给了我很好的借口，说这些完全是合法的，而且人生就是这么回事。 王晓明：再举个例子，去年秋天在北京的一个讨论城市问题的会上，我拿报纸公布的数据说，上海已有的住宅面积，平摊到户籍人口，已经人均三十五平方米，而南京大学跟联合国什么机构合作的一个“宜居城市”的规划中，人均住房是二十八平方米。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现在不应该继续这么大规模地建造住房，而是该把精力和钱用来调整现有的这些房子的分配。之所以很多人没房子住，是因为有些人占了太多的房子。听了我这话，号称“在全世界造房子”的中国建筑集团的一个老总笑眯眯地说，你知道吗?我们也在全中国造房子，我们规划的标准，是人均四十到四十五平方米，以后经济增长了，这个指标还会提高!他这套说法，显然可以代表今天的“主流舆论”，面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买不起房的严重情况，这个舆论却用一套对所谓“发展前景”的似是而非的鼓吹来转移视线。这实际就是在说：少数人占有太多的房子，这个事情是不可改变的，你要让大家都有房住，那就得继续扩大房地产市场，继续“做大蛋糕”!所以，“发展的极限”问题、生态和环保问题，包括所谓“私有产权”问题，背后都深刻联系着社会的根本性的问题：财富分配、阶层结构……人文精神和文化的政治意义，也就由此呈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