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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读书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有些书是要反复翻看的。天下书的种类实在很多，反复阅读的缘由也各不相同。是艺术作品，则往往因其审美价值；是工具书，则由于需要查找答案；是学术研究，则多因其间的思想和相关信息，等等。黄宝生先生所著《<摩诃婆罗多>导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北京）的反复阅读，则是几种原因都有：首先，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汉译出版，是学界盛事，来自许多学科的学者都有仔细阅读它的必要，而想要读通它却殊为不易，这部“导读”就成了进入这个蕴藏无穷奥妙的艺术世界的钥匙。其次，该书的“前言”和“后记”里，不仅勾画了进入其中的“路线图”，而且有精彩纷呈的学理性思考，极富启发性。再次，著作的语言朴素平和，细细品味，韵致却如山岚，于不觉间沁入心脾，我视为学术性写作的范例。 在吉达•杰克森(Guida M. Jackson)所编的很受学界所瞩目的《传统史诗：文学指南》（Traditional Epics: A Literary Compan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中，一共收录了全球超过1500种“史诗作品”。印度古典史诗《摩诃婆罗多》的介绍，属于篇幅最长的条目之一。其中关于这部大史诗的文字，细究起来，就不似黄先生的《导读》这么精审严谨，尤其是个别地方过于依赖某些印度学者的观点，反而失之粗疏。顺便说，杰克森关于《摩诃婆罗多》是当今世界上所知最长史诗的结论，已经过时了。在西藏民间发现的史诗《格萨尔》演述传统，就篇幅而论，则更为浩繁。当然，我们也深知，在艺术品之间争“短长”，没有多少意思，一件艺术品或一宗艺术创作的文化含量、美学价值、影响力等，才是其分量所在。 黄先生是梵文大家，又是汉译《摩诃婆罗多》团队的主帅，对梵语文化的传承流变，有精湛的把握，故而能够将虬结缠绕、聚讼纷纭的诸家诸说，信手梳理出清晰的眉目来，其举重若轻的风范，条分缕析的从容，娓娓道来的格调，无不令人击节称赏。笔者在中国史诗研究界踟蹰有年，对许多研究成果的问题意识、学术方法、科学精神等等方面存在的诸多缺憾，感慨不少，觉得黄先生的著作，实在是应当拿来当作标杆，以鉴别良莠，进而推进学术。 史诗的起源问题，一向棘手，中外概莫能外。《摩诃婆罗多》是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其内容极为庞杂，核心的故事线，则是“以列国纷争时代的印度社会为背景，叙述了婆罗多族两支后裔俱卢族和般度族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第25页)。黄先生赞赏奥利地学者温特尼茨的说法，认为《摩诃婆罗多》的成书年代应该在“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四世纪之间”。《摩诃婆罗多》的原始形式，根据黄先生的意见，可能是被称作《胜利之歌》的叙事。毗耶娑将《胜利之歌》传授给五个徒弟，由他们在世间漫游吟诵。在这个过程中，《胜利之歌》逐渐演变为《婆罗多》，再从《婆罗多》演进为《摩诃婆罗多》。在这两个阶段，各自增益的部分是不同的，从《胜利之歌》发展为《婆罗多》的过程中，是故事内容的充实;而从《婆罗多》演进为《摩诃婆罗多》的过程中，汇入大量与核心故事关系不太紧密的插话，这些插话多是可以独立成章的神话传说、英雄颂歌、寓言故事以及婆罗门教的哲学、政治、伦理和法律论著。曾单独成书出版的《薄伽梵歌》就是这样一宗著名的插话(第8-9页)。黄先生驳斥了以诗中某些所谓“线索”，就推导出该史诗成书于“公元前三千一百年”的结论，进而指出“这种成书年代貌似精确，但只能当作神话看待，绝对不足凭信”(第6页)。黄先生对史诗传统演进过程的归纳，令我想起美国古典学大师、哈佛大学古典学系掌门格雷戈里•纳吉(Gregory Nagy)的一段话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梵语史诗传统的刹帝利背景逐步被婆罗门上层建筑加积化地取代和覆盖了，而这一取代的过程本身，可以解释为口头史诗传统中的流变性及其表征。”(《荷马诸问题》第60页)。他俩这种不约而同地高度关注演进动态过程的学术立场，颇值得许多研究早期文化的学者效仿。就在不久前，我们还看到个别史诗传统的再发现和宣传事例，面对其中就史诗出现年代的幼稚论断，令人哑然，且无以措手足。 口传史诗的作者身份问题，是另一个研究难点。说到《摩诃婆罗多》的作者毗耶娑，黄先生胪列了几种说法，一个是“按照史诗本身的故事”，毗耶娑是怎样的来龙去脉;再一个是“按照印度传统”，毗耶娑不仅被说成是《摩诃婆罗多》的作者，还是四吠陀的编订者，往世书的编写者，吠檀多哲学经典《梵经》的作者等等(第9页)。然后，作者给出了自己的论断：他说：“将相距数百乃至上千年的著作归诸同一作者，显然是荒谬的。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毗耶娑这个名字本身具有’划分’、’扩大’、’编排’等含义。因此，将毗耶娑看作一个公共名字或专称，泛指包括《摩诃婆罗多》在内的古代印度一切在漫长历史时期中积累而成的庞大作品的编订者，也未尝不可”(同上)。若是对古梵文没有相当精深的研究，就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里有训诂学方法的合理运用，特别是对特定语词的“解”(剖析、分析)和“义疏”(疏通其义)的方法，看似轻松，实则深奥。这里再次让我联想到纳吉对“荷马”这个词的解诂和义疏——“荷马”一词的希腊语Hómēros具有“歌诗编制”的含义——这种相似现象，向我们传递着演述传统背后所形成的某些“法则”和规律，黄先生和纳吉两人在此可谓异曲同工。在中国的学术性发表中，可以见到某些大胆的对史诗作者身份的推论，不仅在学理上站不住脚，也违反关于民间叙事艺术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对照黄先生的解析功力来看这些所谓的研究，更可看出学术的深度是与积淀成正比的。 关于史诗的编订问题，中国学界半个世纪前就有过争论，并在学理上说清楚了什么是科学的搜集和整理原则——无条件忠实于原文。诚然，有些史诗含有“编”的成分，如芬兰的《卡勒瓦拉》，它是伦洛特在大量搜集民间诗歌的基础上，根据民间诗歌的法则和规矩，“编织”而成的。不过，它被学界划入“以传统为导向”的文本，并不简单以民间诗歌的面目出现，史诗传承，也不是所谓“传统性的”。今年2月28日我恰巧在芬兰，赶上每年一度的“卡勒瓦拉节”，看到一群史诗爱好者在音乐伴奏下按照印刷本逐句演述《卡勒瓦拉》的情景。再一个例子就是《摩诃婆罗多》，印度班达卡尔东方研究所刊布了美誉颇多的“精校本”，这是校勘和汇编。不过，黄先生指出了《摩诃婆罗多》精校本的如下几个原则：第一，校勘的目的是朝向“求古本之真”，但却不可能完全企及，因为《摩诃婆罗多》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创作和传承，文本始终处于流动中，现有的规模也是逐步扩充而成，很难确定它的原始形式”。第二，班达卡尔东方研究所以通行的“青项本”为基础，利用了“北传本”和“南传本”两大版本系统的大约700种抄本，经过逐字校订，提供了一种“尽可能古老”的文本。第三，在校勘中，重要的是做出解释和说明，而不是随意改动原文(第11-13页)。这些要点，渗透着梵语学界的共同智慧和经过长期检验而形成的工作模型，它对我们今天的史诗收集和编订工作的指导意义，实在是太大了。近些年来，我们仍能在在看到对民间诗性智慧的漠视和低估，对口头叙事艺术传统秉持者的忽视和贬抑，其具体表现虽然有不同的形式，例如在刊布民间叙事文本时，在封面、书脊或扉页上，都看不到演述者的姓名!出资方或项目主持人的姓名，则往往以显著方式出现在本该印着歌手姓名的地方。还有，某些人以民族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出现，随意增删、合并、搅拌原本是由不同歌手演述的彼此颇有差异的同一个故事，以形成所谓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精品”。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理解，《摩诃婆罗多》的精校本是以长久流传的为数众多的抄本传承体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精校本，不是随便找两三个不久前刚得到的记录本子，按照个别编者的主观意愿删减、拼合、改动后，就能够成为精校或精选的。就此点而言，黄先生所说的“在校勘中，重要的是做出解释和说明，而不是随意改动原文”的告诫，就显得格外宝贵和有分量，格外有现实指导意义。 黄先生是比较史诗研究大家，他的《印度古典诗学》是史诗理论方面的超拔之作，关注东方诗学传统的学者是必看的。黄先生一直关心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情况，也对国内的史诗理论建设仍嫌薄弱感到某种遗憾，并且指明了矫正的方向：“如果我们能够对印度两大史诗、古希腊两大史诗、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和世界其他各民族史诗进行综合的和比较的研究，必将加深对人类古代文化的理解，也有助于世界史诗理论的完善和提高”(第142页)。这确实是提升理论境界的不二法门。 今天，在中国的史诗版图上，活跃着众多分属于不同经济文化类群和历史民族区的史诗传统，它们基本上都是活形态的，绝少出现以抄本传承为主的情况。这些史诗，是各民族的宝贵文化艺术财富。史诗的重要性由近年各国积极申报各自的史诗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上就可以看出来。在两百多项分属于五大门类的项目中，属于“口头传统”类的有68项，其中以史诗传统为国家代表性项目的，不在少数。在国内，史诗的搜集、建档和出版，成绩很大。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网上，今年9月份就会出现题为“中国史诗学百年回顾展：搜集、建档、研究”的在线展览，以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庆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启动10周年的年度系列活动之一。就以这个展览并不完全的篇目统计来看，百年来在中国刊布的史诗类出版物，就有千种之谱，各种音视频文档的数量则更惊人。工作推进是够快了，但理论准备并不充分，一些匆忙出版的未经科学原则指导的成果，就是例证。为了纠正这类问题，我愿在此诚挚地发出建议：着手史诗搜集、誊录和出版的人们，若是感到指导思想不明晰、技术路线不清楚，请先好好读一读黄宝生先生的《<摩诃婆罗多>导读》吧，在这里能够找到许多问题的切中肯綮的答案。 本文原载2013年9月2日的《人民政协报》，经作者授权转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