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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 廖明君（《民族艺术》杂志总编辑） 刘宗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钟敬文先生与现代《山海经》研究 廖明君（以下简称廖）：宗迪兄，最近你发表了关于《山海经》研究的系列论文，对《山海经》这部古老典籍提出了与传统观点大相径庭的解释，尤其是你证明此书的《海经》部分其实讲的不是地理，也不是神话，而是讲的上古天文历法制度，是一部被人遗忘的“天书”，可谓出人意表，在学术同行中引起了很大的兴趣。我本人对你的研究也深感兴趣，你对《山海经》新解释的意义其实已经超出了《山海经》本身，它涉及到中国学术史，尤其是上古学术史中许多重大问题，因此，今天请你就这一研究的缘起、基本观点和学术意义等系统地谈一下。 刘宗迪（以下简称刘）：很高兴有这个谈论《山海经》的机会，不过，在开谈之前，请容许我先向您以及《民族艺术》杂志的同仁表示感谢，非常感谢贵刊的慷慨，拿出这么大的篇幅连载本人的《山海经》研究论文，这在今天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廖：我们的刊物对于有创见、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历来就不吝惜篇幅，传播新知、推进学术是学术刊物的使命嘛。好了，我们不用客套了。让我们从头说起吧，你为什么想起研究《山海经》的？《山海经》可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一个“异数”，里面全是些稀奇古怪、匪夷所思的东西，两千多年来，谁也没有把它说清楚，连饱读诗书的老先生们也是惟恐避之不及的。 刘：正因为是异数，所以才有趣，正是因为从来没有人把它说清，所以才必须把它说清，学术研究的目的不就是释疑去惑、探索未知吗？不过谈到本人之所以会看上《山海经》，说来就有些话长了。说实话，尽管很早就“听”鲁迅先生在他的散文《阿长和山海经》中谈到过《山海经》，也曾惊讶于其中那些“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但真正认真读《山海经》还是在80年代末读研究生时候的事情。当时我买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二十二子》，这书中基本上包括了先秦及秦、汉早期所有重要的诸子著作，其中也收入了《山海经》，硬着头皮把老、庄、墨、荀等一一读下来，读到《山海经》却读不下去了，其它诸子尽管也不乏故弄玄虚、故作高深的地方，但他们讲的总归是六合之内的事情，那话语终究是读得懂的，道理终究是想得通的，而《山海经》讲的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尤其是其中的《海经》，完全超出了人类的理智理解能力之外，好像都是“六合之外”的事情。《论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庄子》也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可是古人为什么又要写这样一部充斥着怪力乱神、山川皆在六合外的怪书呢？从此，《山海经》就成了一个不解之谜，一直悬在心上。 廖：我觉得你看待《山海经》的路数和学术界常规的路数不一太一样。大体看来，《山海经》这本书，在当代的学问中，主要在两个知识范畴中被提到，一是在中文系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在讲上古文学和神话传说时，提到《山海经》，提到其中的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刑天舞干戚等故事，这是把《山海经》当神话和小说来读；一是在历史系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中，讲到上古地理学时，把《山海经》跟《禹贡》、《职方志》等放在一块讲，这是把《山海经》当成地理书来讲。这其实代表了知识界对《山海经》一书的两种基本看法，古往今来对《山海经》一书的理解基本不出这两个路数。古代学者，包括清代著名的《山海经》注疏者，诸如毕沅、吴承志、郝懿行诸家，主要是把《山海经》看作真实可靠的地理书，而现代学者，诸如鲁迅、茅盾、袁珂诸贤，主要是把《山海经》看作奇思妙想的神话书。地理书或者神话书，这其实成了我们理解《山海经》的基本假设，这些基本假设往往成为不言而喻、众所周知的常识，制约着人们的学术视野，让人对超出这些视野之外的东西熟视无睹、习焉不察。你好像既没有从神话学的角度理解此书，也没有从地理学的角度理解此书，也许，正因为这样，少了这些固有视界的拘束，你才能见人所未见，发现这部“天书”的秘密。 刘：确实，诚如所言，古往今来的学者理解《山海经》主要有两个路数，一是地理学的，一是神话学的，而我试图从整体学术史的角度重新理解《山海经》，也就是说，把此书从学术界想当然的归类中解脱出来，放回到其本己的学术和知识背景中进行解读。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钟敬文先生就开辟了理解《山海经》一条新路径，就是从文化史、知识史的角度理解《山海经》，先生在三十年代早期就发表了《我国古代民众的医药学知识》（1931年）、《中国神话之文化史的价值》（1933年）等研究《山海经》的专论，首次尝试用现代文化人类学的观点，从文化史和学术史的角度，把《山海经》当作上古时代的民众知识进行理解和研究，先生所标举的“民众知识”，是一个较之传统学者心目中的“经史之学”、“诸子之学”更广阔和深邃的学术视野。——提起传统学术，人们首先想起的往往是经学、史学、子学这些中国传统学术的主流，直到现在，人们理解的国学范畴大致也不外乎此。但是，在这些宏大学术主题之外、之下，还有一类知识一直未被研究者注意，一直落在学术研究的视野之外，但却一直以一种潜移默运的力量有力地影响着中国民众对于自我、历史、世界和宇宙的理解，切实地启迪和支撑着他们的生活，这就是那些一直不登大雅之堂的民众知识，或者说普通知识。这些知识无关乎治国平天下，无关乎世道人心，却与人们的世俗生活息息相关，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地方和岁月息息相关，这就是钟敬文先生所指出的“民众知识”。这种知识包罗万象，纷繁驳杂，涉及到民众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送往迎来、趣吉避凶、风水占卜、求神驱鬼等等，这些知识，漫无统系，你无法用一个基本原理、整体框架把它们“一言以蔽之”地加以穷尽，也没有那个学者能够博学到穷尽这些知识的程度，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谓“博学君子”的知识吧。这些知识，真伪并存，异彩纷呈，泥沙俱下，却是古代学术和思想的真实背景。时下有些研究学术史的学者，受西方新史学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也注意到了中国古代学术的民众知识背景，对“普遍知识”、“本土知识”、“地方知识”等津津乐道，仿佛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其实，这不过是旧话重提，早在几十年前，钟敬文先生等中国第一代现代民俗学者就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他们和当代学者相同的地方在于，他们也是在西方现代学术的启发下提出这一问题的，但除此之外，他们还继承了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就是所谓古人所谓的“博物”传统。钟敬文先生所谓的“民众知识”，接续的正是中国传统的博物学知识谱系，那是包罗了天文地理、理工农医、自然人文等各方面的知识，其中，本草医药学尤是其中的大宗。钟敬文先生的《我国古代民众的医药学知识》就是从本草医药学的角度研究《山海经》的。在读了古人那些充斥着陈词滥调的《山海经》注疏，读了当代学者那些故弄玄虚的《山海经》神话研究论文之后，乍然读到钟先生这篇写在30年代的旧文，真是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尽管文章中有些观点今天看来有可商之处，先生的许多真见卓识在这篇文章中也没有充分展开，但是，读了先生的文章后，我自信终于找到了解开《山海经》之谜的钥匙，这就是从民俗学的“民众知识”的角度理解《山海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