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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端午节俗的起源不是所谓的纪念屈原说、效仿勾践操演水师说、纪念伍子胥或曹娥说、吴越民族祭祀龙图腾说、古代越人新年说等，而是辟邪说。辟邪说则是直接源于中外死神神话及生殖崇拜心理，但最深层的原因则是大自然在五月的阴阳时序转换，它构成了死神神话产生的自然背景。夏至日为死神诞辰或下界日，被民间认为是“恶月”“毒月”“死月”，围绕这一月份产生了许多辟邪避死的民俗事象，经过演变后逐渐更多地集中于五月五日即端午日，各种利用动物植物开展的端午节俗活动恰恰又反映了“保生促生多生”的生殖崇拜主题。纪念屈原虽然不是五月五日民俗及端午节俗的起源，但由于屈原忠君爱国形象契合人心，再加上历代官民对屈原的推重，使纪念屈原逐渐成为端午节俗中最重要的内容，具有了驱避与纪念兼有的双重主题，并且越来越受重视，乃至忽略了这一节俗的最主要源头。 关键词：端午；辟邪说；死神神话；生殖崇拜 中图分类号：K8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669（2016）02-0055-06 关于端午节俗的起源问题，学术界经过若干年的探讨，现在已基本形成共识，即端午节俗起源于辟邪说［1］245～254及五月夏至季节的阴阳转换［2］147～160，而不是所谓的纪念屈原说、效仿勾践操演水师说、纪念伍子胥或曹娥说、吴越民族祭祀龙图腾说、古代越人新年说等后起的附会或新见［1］233～245。但辟邪说太过笼统，笔者认为端午节俗起源于中外死神神话及生殖崇拜心理，深层原因仍然是五月的阴阳时序转换，屈原主动选择五月投江水死也与此有关。 一、五月五日民俗及其起源 早在屈原时代之前，五月便被称之为“恶月”“毒月”“死月”，并产生过许多与此有关的禁忌和辟邪措施。《礼记·月令》载：“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勿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欲，定心气。”《史记·孟尝君列传》则记有孟尝君因是五月五日生，其父田婴命其母放弃抚养，后者不忍杀子偷偷养大，才有了后来的名列战国四君子之一的孟尝君。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引《风俗通》：“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孟尝君是屈原同时代人，可见关于五月是恶月的观念及禁忌早在屈原时代之前就已存在。为了辟邪禳灾，先民们生发出了众多的民俗事象，例如五彩丝系臂，沐兰汤，饮雄黄、菖蒲和艾酒，祭粽和食粽（角黍），插艾叶，制艾人蒲人，插佩蒲龙艾虎，制蒲剑、蓬鞭、蒜拳，挂虎饰，贴五毒符，穿五毒衣，龙舟竞渡，采药制药，踏百草斗百草，炼剑铸镜，拔河射柳等。 当然，这些民俗事象也不一定全都在屈原时代之前就已形成，可能是一个逐渐丰富然后体系化的过程，但这些民俗活动非由屈原而起则明显不过。对这些民俗事象起因的解释，目前最贴近真相的当是辟邪说，实质上应该源于中外死神神话及生殖崇拜心理。 中国的死神神话有破碎不完整的特点，但经过学者们的研究，尤其是苏雪林对屈原《九歌》的解读，才较为清晰起来。她认为中外早期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神话的交流传播，例如西亚的死神尼甲、水神兼死神哀亚，埃及死神奥赛里斯，印度的死神阎摩等死神神话先后流传到中国，并成为中国死神神话的素材。《九歌》中除最后的“礼魂”是送神曲外，其他10篇描摹的正是从域外传来的10位神道，其中河伯是水神兼死神哀亚，大司命是死神尼甲。当然，他们还有多种汉化了的中国名称，例如河伯也称冯夷，还有颛顼、玄冥等叫法；大司命则有巫彭、巫咸、城隍等名称或变形［3］。在西亚神话中死神尼甲在每年的夏至日从天上下到幽都地府履行冥君职务，半年之后的冬至日再返回天上［4］59。夏至日在每年公历的6月21日或22日，阴历则大多是在五月。而中国的死神诞日正在五月，如《续文献通考》载：“明初，都城隍之神，岁以五月十一日为神之诞辰。”民间认为死神下界照例要有一场暴风雨。汉代《郊祀歌·练时日》：“灵之来，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后世还有相关民谚如江西的“五月十三下一满，都到饶州买大碗”、内蒙的“大旱不过五月十三日”等。民谚中强调五月十三日必有雨，正是因为这一天死神下界会带来暴风雨。《溪蛮丛笑》记载了湖南蛮乡龙船“分五色，皂船之神尤恶，去一必有风雨”［5］114。船分五色，似乎是代表了五星神也即五帝。“皂”指黑色，皂船之神该是黑帝即水神兼死神。因为死神会带来死亡瘟疫，故说其“尤恶”，“去一必有风雨”正符合死神下界必有风雨的说法。中外神话都指向五月所在的夏至日死神下界或诞辰，才是五月被认为是“恶月”“毒月”“死月”的真实原因，围绕“死月”便产生了许多辟邪避死的民俗事象。 在西亚神话中，死神尼甲掌人寿夭。而端午要五彩丝系臂，称之为“长命缕”“续命缕”等，五彩是青、赤、黄、白、黑五种彩线，其实是模拟阴阳五行中的五色，更远的源头则是五星、五帝神话即青帝、赤帝、白帝、黑帝和黄帝，大概先民是要借助五星神的神力来抵抗死神的死亡威胁。尼甲还是瘟疫之神，因此五月民俗中多有祭瘟神之祀。例如辽宁《新民县志》：“盖是日（指五月五日）为瘟神下界，种种设施不外祓除不祥之意。”“瘟神”也即“死神”，这正好呼应了上文提到的中外死神下界神话。上文言及的龙舟竞渡，也是源自送瘟神之祀，既然意在送瘟而不在竞渡，即便没有水域的地方也扎个旱龙舟将瘟神瘟疫送走。《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卷五十一引《云梦县志》：“五月五日赛龙舟，因邑河水浅，作旱龙缚竹为之，剪五色绫缎为鳞甲，设层楼飞阁于其脊，缀以翡翠文锦，中塑忠臣屈原、孝女曹娥及瘟司、水神像。”这里的“瘟司”显然是“瘟神”的通俗叫法。将屈原、曹娥与瘟司和水神像并塑，表明龙舟竞渡并非仅仅因为屈原，透露出死神和水神神话在龙舟竞渡和五月五日节俗中的深远因由。尼甲又是医生，这正是五月五日采药制药盛行的直接原因。浙江桐庐县民俗认为端午日是天医星下降的日子，在该日午时采药最有功效，这个天医星应该是死神兼医生了。而有些地方流行的“躲午”“避灾星”习俗，当然是为了躲避死神，这也是对死神神话的一个印证。唐代张说《岳州观竞渡》诗曰：“土尚三闾俗，江传二女游。齐歌迎孟姥，独舞送阳侯。”尽管首句提到三闾大夫屈原，那是因为唐代民众确已将纪念屈原作为端午竞渡的起源。但在后面两句中，孟姥即孟婆，乃幽冥之神，孟婆汤就是指冥府的迷魂汤。阳侯是波涛之神①，也即水神、死神。这说明即便在唐代，端午节起源于纪念屈原说已流行，其原始的竞渡与水神死神神话仍然有蛛丝马迹留存在民众和诗人的意识里。 “辟邪避死”换一种角度看其实就是“保生促生”，因此，五月五日民俗除了跟死神神话有关外，还跟先民的生殖崇拜文化大有关联。生殖崇拜是指远古人类为了扩大自身的再生产，而对人类生殖的严重关切和推重。远古时代人口生产的特点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极低的增长率。因此，人口问题在古代社会成了关系到人类社会能否延续的根本问题［6］391。努力扩大人类自身再生产，“以无限的生殖对付连续不断的灾难和死亡，这是远古人类的根本哲学。这个哲学就是对生殖的崇拜。生殖崇拜是远古人类自我肯定的意识体现，是巫术和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是古代人类的普遍行为”［7］。为了表达这种生殖崇拜，人们通过各种艺术或技术手段把一些具有强大生命力、生育力的动植物赋予生殖文化的意义，希冀将这些动植物的生殖力传递到人类身上。生殖崇拜文化渗透到远古先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在节俗中有集中的体现，比如五月五日民俗活动中的蒲龙艾虎、五毒、踏百草、斗百草、射柳、打马球，均有生殖崇拜的意义在其中。 龙虎在先民心目中是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生育力，东汉的龙虎交媾镜纹［8］、楚文化中的虎座立鸟等形象［9］，均是要表达阴阳结合子孙繁衍的生殖崇拜意愿，这正是菖蒲、艾草做成蒲龙艾虎的深意所在。五毒中的五种动物为蟾蜍（或青蛙）、蜥蜴（或壁虎）、蜈蚣、蝎子、蛇。蟾蜍（或青蛙）因其大肚多卵，成为女性的象征，后四种动物某些部位可状男根之形，便成为男性的象征，因此五毒图纹要表达的是生殖崇拜的寓意，而不是所谓的避除五种毒虫。人们踏百草则是希望在踩踏百草的过程中将百草的强大生命力传递给自身，而斗百草不仅仅是为了比较草根的拉力韧性，实际是要将草的强大生命力传递给人类的一种巫术表演。射柳、打马球，似乎只是一种游艺，但只要稍作揭示，便可理解其生殖崇拜的意义。柳叶呈椭圆形，可状女阴，每到春天，一树树的柳叶不计其数，表达人类希冀自身繁衍多子。箭代表男根，无需多解释，以箭射柳，表达男女结合繁衍生殖的意义。打马球以球射中球门为胜，球隐喻睾丸，门代表阴户或女性也很清楚。因此，打马球与射柳一样，均是表达生殖崇拜寓意的民俗活动。 综上所析，五月五日民俗起源于中外死神神话及生殖崇拜心理，而五月的阴阳时序转换则构成了死神神话产生的自然背景。 五月作为阴阳转换之月，有关季候知识及相应习俗一直传承到今天。在很多地方的农村，还流传着“未食五月粽，寒衣不敢送”“食过五月粽，寒衣收于杠”之类的民谚。最迟从唐初开始，就流行着端午节馈赠扇子的习俗。若干年前的湖北农村，还传承着端午节前女婿给岳丈送蒲扇的风习［5］117。夏至日所在的五月，被古人称作“阴阳争，死生分”的恶月。夏至日是一年中白昼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此后白昼日短，夜晚日长，秋冬的萧瑟肃杀气候开始蓄积并渐渐临近，一直到冬至日才开始返转。古人当然不理解这是地球自转和公转造成的自然变化，便创造死神神话来隐喻这种大自然的变化。他们认为每到夏至日，死神从天上下界到冥府，大地因死神的降临开始阴气蓄积并渐盛，阳气渐亏。半年后的冬至日，死神复归天庭，阴气开始回落，阳气渐升，才有了春回大地，勃勃生机。正是从五月开始的这种阴起阳衰的节候特点，才生出发“五月到官，至免不迁”“五月盖屋，令人头秃”“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等禁忌观念。例如忌讳五月五日生子，因为在古人看来，子女生长，对应于阳气，父母老成对应于阴气，养子就是助阳，助阳就会克阴，故五月五日子不能养，养大了就不利于父母了［1］25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