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早报：对人文学科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王汎森：不好，全世界对人文学科标准化地要求，这种标准化不是内容的标准化，而是评价的标准化，使得大家都要做安全的事情。但创新本来就是不太安全的。整体来讲，我常用一个比喻——“高原”，就是世界通过种种标准化，把学术推到一个高原，可是高原上面应该还有东西，这是以后要发展的，要怎么样使得这个高原上面的东西还可以向上升发，是我们要用心思考的。 学术资源的“水龙头理论” 东方早报：大陆知识界有一种常见的说法，认为人文科学的研究其实没有遵循历史的进化论，反而是一代不如一代，认为晚清以来的几代知识分子，既有国学背景，又在西方大学和社会充分熏陶过，是很难超越的丰碑。 王汎森：对年轻一代不要失去信心，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都有一代的面目。我常常觉得，我那些学生写这样的东西还找不到工作，那我们以前的运气简直太好了。 东方早报：在大陆，学术人才与科研经费越来越聚集到北京、上海这种大型城市中的重点大学，这就形成了学术资源的分布不均衡。请问在台湾学术界有类似现象吗？ 王汎森：学术资源是不可能平均的。从研究的角度看，现代的学术要有一定的重点，是没办法完全平均的。 西方有一些名校集中了很大的资源，可是其中大部分的资金来自私人企业的捐款。在华人世界，商业跟企业界对学术界贡献不够，校友的贡献也不够。另外，我们也不能只看到那些正火红的东西，有时候重大突破是来自旁边的，也不一定是要有那些大钱才能真正做出大东西来。 现在的大学，挖人很平常，美国更是如此，每个人一生中跳好几个学校。这并不是值得鼓励的事情，最值得鼓励的应该是怎么样好好地把你的人从年轻的时候培养成了不得的学者。我不敢说“中研院”是怎么样了不得，但“中研院”把许多刚进来的年轻人培养成了很好的学者。我在担任史语所所长时，适逢史语所80周年，我们编了一本简介列出在史语所待过的人，这张名单真是要让人吓一跳。由此可见，应该从制度与环境，为学者的成长创造更好的条件。 老实说，比起生物或数理科学，人文跟社会科学所需要的经费不是那么多，但是我认为它的资源要像水龙头一样，当需要的时候打开就有，资源要准备在那边等着它。人文社会科学使用资源的方式跟自然科学不一样，自然科学可以一大笔钱砸下去，买世界最新的仪器，马上见到成效。可人文跟社会科学，有时候乱砸钱，反而淹没掉了它原来的工作时间，最需要的是人才与时间，狂风暴雨似的给它一笔资源，有时候反而害了它，这里面的分寸要拿捏住。 我常常苦劝台湾的一些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拿钱比较难，故分配资源的方式要跟自然科学不一样。你应该有一笔专款，类似于基金保留在学校里面，让它们需要的时候就有，不需要的时候，也不要浪费。人文社会科学的资源应该是水龙头理论，还应该是细水长流，它不应该是狂风暴雨。但是听我意见的学校并不多。 最后我觉得社会价值中对人文学者的重视与否，对人文学的发展非常关键，恐怕跟资源的有无一样重要。 目前学术气氛太紧张 东方早报：茅海建教授在其《近代的尺度》新版序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发表论文在青年学者成长中的位置。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学家的黄金年龄是50岁之后，之前最好是多看资料多思考，另一种观点认为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其实同时也是在学术写作中慢慢成长的。 王汎森：史学工作者的成熟期比较晚，可是他所关心的问题，所形成的探求方向，基本上在年轻的时候就要有些苗头了。而且不管是研究或写作，从年轻时就要不停地磨炼。以前教史学方法的老师(台湾大学姚崇吾)讲，“骑马一定要骑在马背上，游泳一定要跳到水里”。在史学研究中，实践是很重要的。前面说到很多想考虑的问题，研究的方向，都要比较早地慢慢形成。但现在急于求成，硬要逼着年轻学者发表一些论文，比如说一定要写两篇，刊发在哪一级刊物，这太过了一些。 东方早报：大陆学术界的问题是年轻学者不发表论文，尤其是在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就无缘职称和经费的获取，而大多数年轻学者收入低，生存压力很大，这导致他们忙于发表，甚至迎合体制的需要去写论文。 王汎森：在台湾，现在年轻的学者也比以前的学者更忙，更紧张，但不完全是为了薪水。严格来说，台湾的薪水并不高，比起上海、香港以及新加坡算很低的，但经济不是唯一的考虑。主要是现在整个学术的气氛都太紧了，缺乏沉淀跟摸索这样一个文火慢炖的过程。以前傅斯年担任史语所所长时规定，年轻人刚进所的几年内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平心而论，我觉得以史学来讲，傅斯年这个规定是有道理的。我跟一位同事编过一本《新学术之路》，把史语所的每一个人都尽可能地请来写他的学术历程，或是找傅斯年的门生来写。我发现，史语所的新进同事往往花一两年读一两部重要的史书，因为这些史书分量大，光是点读一遍往往要一两年的时间，成为摸索这个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很多人都回忆说，他们之所以有若干很好的成绩，是因为曾经沉潜而深入地读过那几本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