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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现在大陆学院体制内学者的升等、奖励，基本上都是跟学者的科研成果、课题衔接在一起，而面向学生（尤其是本科生）的日常教学工作则普遍不受到重视，这导致很多一流学者不太重视本科生教学，大学生也叫苦听不到名师的课。台湾有没有类似的现象？ 王汎森：在德国洪堡德提倡大学改革之前，大学基本上就是教书。洪堡德把它二元化，大学除了教学，还要研究、出版，研究出版的还不能只是简单的教科书。20世纪到了二三十年代，又回到了单元体制，这次是走向另一个极端——研究型的大学，把大学过度地研究化。 近一二十年来，台湾的高等教育界有两三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情。第一，广设大学，让更多人能接受高等教育，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把原来的专科（工专、商专等）都升格为大学。一旦升格为大学，它们又要模仿那些研究型大学，拼命要老师学生发表研究论文。所以它很多原有的优势就消失了。原来那些专科能力非常好的，像建筑画图、机械实做，几十年来很强的传统，突然间就没人会了。 第二，大家都认为研究才是大学唯一的评价标准，没人在乎教书了。台湾在这方面冲了一二十年了，可是近几年，有一种反省的声音出来了。大家又开始想要回到双元了，认为这两者都要同时重视。“中研院”原来有一位副院长，后来去做了一个极有名的国立大学的校长。他竞选校长的时候就清楚地讲，如果他来做校长，就要把稳“大学原来是为什么而设”这件事情，注意教学，注意学校的公共活动等。 东方早报：余英时先生培养了相当多的优秀学者，请结合你个人的经验谈谈余先生是如何造就人才的。 王汎森：余先生所待的都是西方最好的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所以他可以集各地来的精英而教之，此外还有很多来访问、交换的学生或学者也都受他影响。西方的学校有大量的访问、交换的制度，这些制度是大陆学术界应该大力鼓励的。 余先生培养学生有两个特点。我记得有一年，《普林斯顿学生报》评价他的课程，说他把你带到水井旁边，但他从来没有把你的头按下去喝水，他让你自己决定要不要喝，怎么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因为余先生读很多书，见多识广，他常常会在讨论之中给你一个指引，等你经过多少的探索之后，再回过头去看，往往会觉得“哦，原来如此”。 东方早报：你1993年就开始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和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自己在培养研究生方面最大的心得体会是什么？ 王汎森：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很成功的老师。我教的很多课都编有基本材料书。我上课基本上是要学生阅读那些基本材料，做成一个骨干，然后再尽量地旁及。另外我也要他们读其他国家的历史或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就像天线在搜寻信号一样，必须要让学生的天线时时维持在开放搜寻的状态。 东方早报：你此前担任过科学委员会人文及社会科学处处长以及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现在又担任“中研院”副院长，如何平衡行政事务与学术研究？ 王汎森：没有平衡，最好还是不要做。行政事务确实很繁重，不过锻炼我们公共生活的能力。 学术行政对学术研究不要过多干预，你要维持学术研究自身的空间。要把“水龙头”准备好，让它要打开的时候有水。现代的学术领导者最好能在最合适的时机给学者一张空白的支票，需要cash的时候，有经费可用；不需要的时候，也不要浪费。这种资源所指的不仅仅是经济的资源，而是各种资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