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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作为对于世界文化有贡献的农耕大国，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天文、气象、水利、耕作经验，这些经验是长期观察天时的结果。众所周知，礼源于俗，《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天经地义是自然的规律，而民的行为方式应该与天经地义相统一。《系辞》云：“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周易·乾卦第一》提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先天而天弗为，后天而奉天时。”这里所说的“奉天时”就是说人类的行为与天时地利相适应，与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我国的二十四节气就是民众长期观察太阳的运转和节气、气候、物候的变化而厘定农事行为的智慧结晶。 所谓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的一致”［13］159，但是这并非说人要受造物主的摆布，而是说明人具有意识能力，即人类认识到要与自然协调的能力，并且要借助自然发展自己。目前工业文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世界瞩目的问题，在对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把自然看成是异己的存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无限度地开发与被开发的关系、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供给与索取的关系。现代生态文明理念认为人是在自然中生活的人，自然也是人生活中的自然。与自然对立的观念，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观念都是错误的。其核心理念是保护自然，建立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民俗文化所体现的“天人合一”的思维虽然不能等同于我们现代的生态观，但为我们今天树立现代的生态观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考，也为人类未来应该有什么样的文化行为给予了启示。 其二，民俗文化体现了执着于现实的生生不息的文化性格。因为传统的农业经验和宗法血缘传统的延续，所以民俗文化的实用理性特别发达，带有执着于现实的文化性格。“墙上画马不能骑，……泥捏的春牛不能拉犁”，这句谚语充分显示了民俗文化是务实的文化。在祭灶的时候，农民希望灶君上天多说好，少说歹，五谷杂粮全带来。农妇说：“你上天骑马去，马尾巴上带个胖小子来。”无论民俗文化多么使人眼花缭乱、丰富多彩，总体上它的文化性格是避凶、趋吉。这不是单独的个体的律动，而是一个群体的生命的律动。民众脚踏实地地生活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之中，他们可能遇到各种灾害，特别是或旱或涝的威胁、冰雹地震的恐怖、疾病死亡的困扰等带来的精神的和物质的损失。他们渴求天下太平、和风细雨、远离灾难、家庭团圆，求得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民间年画把福禄寿组合在一起，在中国老百姓的观念里，发财是福、丰收是福、多子是福、长寿是福、平安是福。民众对于活命、居安、衣食、财富的追求和关注体现在民间的祭祀、禳灾、纪念、方术等民俗行为中。他们在这里似乎不顾及“大传统”的种种规范，而顽强地树立自己的价值观和生命观，确认了自己的生命意义和生命原则。把趋利与避害联系在一起，其本质是求得人的群体的生命永存。 《荀子·礼论》说：“天地者，生之本也。”《荀子·王制》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礼记·祭义》说：“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惟人为大。”《孝经》说：“父母生之，续莫大焉。”以上所引的经典保藏着人类以往的知识和生存经验。《易经·系辞上》说：“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只有人类才具备这样以人为大、以人为本的生生不息的思维，才与动物有本质区别。尽管自然灾害是无法逃避的，社会的苦难是无法避免的，但是由于他们追求生、向往生，所以他们往往能够化苦为乐、化险为夷、化悲为喜。笔者在陕北考察剪纸时，不知道谁吐出“死”这个词儿，旁边剪纸的大娘老大不高兴地说：“咋这么说，不好听，就说睡了，累了，去了，换个说法不行吗？”可见，由于群体的生命已经融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他们事死如事生，死是永恒生命的循环，死者并没有去西方世界，与活着的人永诀，而是仍旧在护佑活着的人们，这就是民俗文化传递的生命基因。 中国民俗文化是以“生”为根基的文化。这种集体意识已经成为传统力量，不断地型塑着和规约着社会的个体，成为我们民族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自然灾害和社会动荡都能够持续前行的力量。正如李泽厚所说，我们的文化是“乐感”文化，不管灾害如何重压，不管社会有何险恶，民众怀着生命的渴望和生命之火活着。民间常说好死不如赖活着，知足者常乐，这就是祖先给我们传递的文化基因，所谓“生生不息”就是传递人的生物链，这就是民间的生命观、价值观、道德观。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链，中华民族之魂，很多文明古国的文化在后世都断裂了，而中华文化没有断裂与此不无关系。 民俗文化把这种生生不息的观念与日月的运行、宇宙的运转相联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宇宙在不停地运转，而人也应该生生不息。陕北民间剪纸的老大娘说：“人人活在天地间，要让人人站起来。”人的生生不息的文化性格是源于人对于宇宙的观察和感悟，是用天体和宇宙的存在比附自己的存在。“生理学的有关研究成果揭示，一切有机生命的过程的显著特征在于其记忆的基质和本能反应都不仅仅指向现在，而且是指向未来甚至往往是指向一个遥远的未来。”［14］116日月有交替，草木有枯荣，季节有春冬，这反映了时间的阶段性，在民俗观念里，在认知其阶段性的同时，更重视其关联性，而这种关联性的主题词是“生生不息”。 其三，民俗文化显示了包容互生的和谐精神。高傲的哲学家往往对于民俗文化不屑一顾，实际上我国最早的哲学观念起源于民间。屈家岭文化中就出现了太极图彩陶纺轮，内蒙古的阴山岩画也是阴阳符号的显现，凉山彝族的羊骨卜上出现了“天”“地”“主”“客”四个部位，这是二元对立同时又是二元一体的思维。陕西婆姨的剪纸抓髻娃娃同样出现了阴阳观念的符号，在彝族、苗族、壮族的创始史诗里开篇总是讲天地阴阳观念的起源与民众长期观察日月天地同时观察自我有关。学术界认为，这与古代的巫术有关。据说在甲骨文上有阴阳观念，这可谓“原生态”哲学，阴阳八卦、阴阳五行都是“阴阳—太极”模式的推衍。“在这里，太极图以对立统一的关系概括了自然、社会和人的起源、结构和属性，综合地表述了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和人生观。”［14］90《易经·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何谓“道”？“道”就是规律。它表明：（1）阴阳观念反映民之初对世界、对自己认识的二元思维，天地、日月、男女、雌雄、寒暖、昼夜等都不是单一的存在，都显示出对应关系；（2）这种关系是互相共生的关系，共同存在于同一体中；（3）所有的事物都被看成宇宙整体相互依赖的结果，是阴阳之间的运动状态。民间说：“天旱失阴阳。”《风俗通》载：“戌者……用其日杀鸡以谢刑德，雄著门，雌著户，以和阴阳，调寒暑，节风雨也。”民俗行为的常规符合阴阳的传统文化观念，这里反映出“两一”而“一”，“一”而“两一”的思维模式和认知模式，而且形成化生的观念。所谓“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两而后能化，且如一阴一阳，始能化生万物”［15］，阴阳观念是形而上的观念，由五行推衍到东、西、南、北、中，再延伸到五音宫、商、角、羽、徵，延伸到五色、五声、五数。无论五行、季候、方位、月令、干支、听觉、味觉、嗅觉、视觉，它们以及所代表的各种意义的神灵都统统属于阴阳的系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