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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以上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祭祀、祷祝、祈求等民俗活动中以后稷为中心展开的行为叙事，至今在民间仍极为丰富多彩。后稷神话在晋陕民间的传承一直遵循着民众主体的现实生活诉求，以民间化、生活化、仪式化的行为过程再现着后稷神话在地方传承进程中的再生形态，从而使后稷神话在民间化的行为表述过程中转变为有着实用意义的“地方性知识”，隐性地存在于民众生活之中。 小结 通过对后稷神话在山陕民间的传承状况及叙事模式的调查研究，我们发现： 第一，后稷神话的文化特质与民众认知心理是契合的。后稷神话所体现出的宗法礼制、家族观念以及护佑农业生产的神职功能都符合民众直接的生活愿望，并与民众生活相结合，稷神信仰已成为民众较为稳定的民俗生活模式。 第二，后稷神话在民间的叙事模式是立体呈现的。民间叙事与文人叙事、官方叙事等不同，从存在方式来看，运用了民众所能认识掌握的多元化媒介，从语言、物质，再到人的身体行为等，因而形成了口头叙事、空间叙事、行为叙事的活态叙事模式，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里立体、动态地展现了后稷神话在民间的传承状况。每一种日常表述模式在共同的表述主题统摄下，与其他叙事形态相联系，相互作用，互为补充，构成一种不同“文本”的互文关系，呈现出开放性的特点。 第三，黄河流域孕育了古老的华夏文明，山陕地处中原腹地，成为上古神话发生、发展的重要地域。后稷与尧、舜、禹等始祖神历来被官方纳入到正统祀典系统之中，但他们在民间的传承中折射出不同的文化选择。官方着力彰显其周族始祖、农业神的品质，更注重对国家社稷的护佑作用，突出了其在政治层面的意义；而后稷神话在山陕的传承历史中，不仅为古之“圣贤”，还成为护佑民众生产生活的民间俗神，其神格特征已由“帝神”进一步衍化为地方性的保护神，符合民众的现实利益，成为融古帝王与农业保护神为一体的神祇，所以更受崇信。 后稷庙等遗迹是晋南、陕西关中最为广泛的文化标识，同时也是地域乡村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历史久远而保存完好。后稷神话在民间叙事模式中实现了官方意识形态与民众现实生活诉求的对接，在民间化的进程中更为贴近民众日常生活，因此后稷神话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民间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具有心灵和物质的双重要求，在乡村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民间文化的真正发展更重要的是要营建一个充满和谐、平等和宽容的社会民俗环境，就此而言，对神话在民间的传承规律进行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被调查人：李文贵，69岁，原村支部书记，初中文化程度；调查人：段友文、刘彦、田洁；调查时间：2006年9月28日；调查地点：武功镇。 ②《二月二庙会记》1991年立碑存新绛县阳王镇稷益庙正殿前东侧，高171厘米，宽74厘米，厚18厘米。 参考文献： ［1］董乃斌，程蔷.民间叙事学论纲［J］.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3（2）（5）. ［2］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陕西省岐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岐山县文史资料：第七辑［Z］.岐山彩印厂，1992. ［4］扶风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委会.扶风县民间故事集成［Z］.扶风县印刷厂，1989. ［5］浮山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委会.浮山县民间故事集成［Z］.临汾地区印刷厂，1987. ［6］何燊，冯文瑞.中国地方志丛书·万泉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7］沈凤翔.中国地方志丛书·稷山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8］王国维校.水经注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9］康海.中华地方志丛书·武功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10］山西省万荣县志编纂委员会.万荣县志［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5. ［11］洪颖.艺术人类学行为研究的主要范畴刍论［J］.思想战线，2007（2）. （本文刊于《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