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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那株古木枞树还健在的时候,这一片土地位于东京郊外台地的边缘,大部分是农地以及竹丛地、草生地、沼泽地,作为树林用地并不是特别适宜之处,原本只有一些稀疏贫瘠的树林。像现在这样美丽茂盛的森林,其实是在1912年以明治天皇的逝世为契机建造起来的。 当初,希望把明治天皇的皇陵兴建在东京,是很多东京市民的心愿,但因为已经决定陵墓营建于京都的伏见桃山,明治时期的大实业家涩泽荣一等三人设立了“有志委员会”,作为“代替皇陵的最接近的方法”⑥,向政府请愿提议建设“神宫”。这个提案于1913年被众议院通过,并成立了规划具体营建的神社奉祀调查会。调查会在很多候选地中选择了代代木,因为这一带曾在明治中期被编入为南丰岛御料地⑦。于是,建造“具有天然之趣的幽邃森严的森林(留存天然之趣的寂静的、深奥的、有秩序的、庄严的森林)”⑧的雄大计划就开始进行了。 而从1915年开始,实际的规划、施工等实施工作,就由政府的内务省明治神宫造营局接管了。在此过程中,采用了在神宮内苑中建造具有传统性的“永远的森林”这一形象设计,因为这对于神宫内苑来说最为合适和相称,并且是基于神圣性的天然更新的自然规律。 然而,这个传统性的形象,却并没有与以森林本身为祭祀崇拜对象的旧有传统民俗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应该说是进入近代以后,根据新的国家意识形态而被再建构的一种形象。事实上,在当时那个时代,日本的传统性的森林作为一种固定的形象和内容并没有被具体规定过。例如,据说是当时的神社奉祀调查会长大隈重信(原首相)曾决定像伊势神宫和日光东照宫那样,以整齐排列的杉树林荫道作为神圣性的森林的形象,而来自技术人员的主张却认为应以大量的原有树种为基础,致使两者意见相对立。而结果是,在技术人员基于科学依据的坚持不懈的说服之下,大隈重信作出了让步。然而,即便如此,也并不能说就此建造了一个全部是原有树种的天然森林。 二、国家创造的神圣的森林 现在的明治神宫内苑的森林,从植物社会学的构成树种的内容来说,其品种之多是极为异常的⑨。假如是残留下来的100年前原来东京近郊的森林植被的话,那么在形成的森林中,应该只有非常有限的树种;如果是致力于以反映天然为目的的,那么在被建构的森林中,应该是树种稀少的杂木林才较为合适。但事实上,包括这一带土地上根本不存在的树种,其数量竟然多达365个种类,依据幽邃、庄严、神圣的神社林之形象,拥有多种多样树木的幻想性森林就被创造出来了。 明治神宫内苑中的树种如此异常变多的理由,是因为在营造时接受了来自全国各地所献的树木。前文中已经提到生长有枞树的原来的森林非常稀疏贫瘠,为了填满残留的部分,造营局不仅购买了树木,还移植来了其他国有地的树种。而更进一步的,是采取了让全国各地的国民献纳树木的方法。很多地方上的人们响应了这一方法,结果是从全国各地汇集了9万5千株以上的树木。其数量之多,竟占据了全部神宫内苑树木的8成以上。为了营造“让人想像日本的森林”,在献木过程中是排除国外树种的,但对于当时领土之内的萨哈林以及台湾、朝鲜半岛等殖民地,还有对于侵略矛头所指向的中国北部(关东州)以及北京,也提出了献木的要求,并接受之(10)。 这个献木运动的发起者,是内务省明治神宫造营局第一任局长井上友一。在向日本介绍英国式田园都市方面很出名的井上友一,作为内务官僚在调动地方行政上大显身手。他在内务省召开的地方官会议的时候亲自出席,并对向明治神宫的献木运动进行了说明,同时向聚集来自府县人员的各部局会议派遣造营局职员去宣传,还制作了有关献木的印刷品发布到各町村等,积极地推进了来自地方的献木运动。这样的运动,并不只是单纯地为了减轻购买树木费用的目的,而是依据井上友一的带有特别的意图进行规划的。 日俄战争终结以后,因为巨大战争费用产生的财政崩溃、社会矛盾激化、以及不满于讲和条件等,引起国民人心动摇。于是,就开展了由内务省主导的以国家主义整合动摇的国民为目的的、被称为“地方改良运动”的官制运动。把国民的能量整合于国家之下,以此加强帝国主义的基础。而这次运动,甚至是与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一直连续不断的举国一致的潮流相关联的。把这个“地方改良运动”从实际事务上进行推进的正是作为内务官僚的这个井上友一。他在1909—1911年期间,为了建设国家要求的强大之町村,举行地方改良事业的讲习会,培训地方上的模范人物。而对于明治神宫的森林的诞生,井上友一的参与度是非常之大的。也就是说,明治神宫的献木运动与地方改良运动同出一辙,是以企图把它作为国民整合运动为目的而进行设想的(11)。由于他的作用而汇集起来的森林的树木,是当时在日本的领土以及殖民地支配的领域上所存在的树种。所以,被如此多种多样树木种类组合起来的明治神宫的森林,是在日本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存在的拥有多品种树木的森林,实际上不过是一幅可称为“国家的森林”的“抽象派拼贴画(collage)”。 至此,我们已经明确了发端于国家的计划性的信仰空间的创造过程。原本的生长着枞树的传统性的信仰空间,被置换成了神社这另一个传统性的信仰空间。在那里,生成了神社这样的有形文化、以及因为神宫的神道仪式和因为东京市民的崇拜这样的无形文化。在这个信仰空间之中,产生了把明治天皇当作神进行崇拜的信仰心的同时,也形成了对特定神佛无意识的现世利益性的信仰心。而且,国家整合—这个根据国家所期望的价值,被嵌埋在了其中。 三、基于环境思想的信仰空间的意义变化 在被丰富的树木填满的“国家的森林”产生时期,我们不能忽视与之相反,在日本有很多“村落的森林”因为国家而被破坏的事实。明治末期,内务省神社局实施了统一合并地方神社的神社合祀政策,其结果是,全国的神社数量由1905年(明治38)的19万5千座,仅仅是5年后就激减为1910年(明治43)的14万1千座。这个时期的神社合祀,是与前文所述的地方改良运动相结合的、以一町村一社为目的的策略。神社合祀政策的具体构想是:合祀和整理地方上细分化的神社,把闲置的空地作为神社的财产,另一方面,创建有势力的神社,使之提高其权威性,以有助于把崇敬心集中于神道而实行精神上的整合(12)。作为政府官僚和明治神宫的设立有着密切关系的、在1908年时任内务省神社局长的井上友一,毫无疑问是参与这个政策的。这一政策导致的结果是,成为废弃神社的大量境内林的树木,被任意砍伐自由出售,作为镇守的森林—长期以来被维护和守护过来的宝贵的自然,就这样遭受丧失的命运。 在这样的形势下,相反的,明治神宫的森林却作为天然的森林,很多丰富的树木被保存了下来。并且,因为连续不断保存的结果,现在,培育和维护了大量树木的明治神宫的森林,在现代性的诠释之下,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价值。而这种价值,并不是在神圣性的信仰空间中找到的价值,而是从环境的丰富性中发现的价值。 1934年,成立了在日本最初的具系统性的自然保护团体“日本野鸟之会”,现在,作为日本有名的这个自然保护团体已拥有会员达4万多人(13)。“日本野鸟之会”各支部定期举行探鸟会,向社会呼吁尊重自然,并致力于野鸟保护区的制定。它的东京支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不久的1947年,在明治神宫举行了日本最早的探鸟会,直到今天,每月一次的定期探鸟会还在继续进行着。因此,现在,明治神宫也被利用来作为自然保护团体的活动场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