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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几乎已是欧美各种新理论的试验场，用这些理论讨论 现代中国的形成，现代思想的兴起，现代世界中的中国处境，很时髦很吸引人， 不过，有时候是在抽象理论上的逻辑演绎，既与历史环境无关，又缺乏史料支持。 一 最近，我会在北京的中华书局和台北的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一本新书。这本书用了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一句话“宅兹中国”当书名，主要是想讨论“亚洲”或“东亚”、“中国”以及“民族国家”、“认同”、“疆域”这样一些问题，大部分章节都是这八九年来发表的论文构成的，也许，这就是我最近这些年所思所想所做的一些事情，因为其中的问题、思路和旨趣有一定的连贯性，所以，我把它编成了一本完整的书。 你也知道，关于“认同”、“国家”、“民族”、“疆域”以及“亚洲”或“东亚”，在现在中国学界已经有很多讨论，一些新理论、新概念和新话题很吸引人。不过你也可以发现，有些议论，你说不清它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但会占据很大的言论空间，有很大的影响。有一些人挪用来自西方学院的一些时髦词儿，又填上一些似乎有关中国的空洞话题，所以，读者会认为他们，既能够跟国际接轨，又能够谈中国问题，而且他们在政治和思想的论题里，能够提供来自最“前沿”的学术性资源，所以，有人觉得这样才既有“思想”也有“学术”。还有一些人常常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发表高屋建瓴的意见，好像在谈历史，其实，这些人未必真的能够深入中国，又未必真的拥有历史知识，却形成一定的气候，这也是和似乎有着学理资源的提供和历史论述的提供有关的。所以，如果你和他们一样讨论这些问题，如果没有相当的学理支持和历史论述，很难正本清源，说服读者。王元化先生曾经说，应该是“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这话很对，我也觉得思想和学术应该有互相支援的关系。 不过，我写这本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当下思想论争所刺激的结果，但主要还是因为学术上的考虑，包括资料、角度和视野的考虑。我和余英时先生所说的一样，对于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所以，基本上还是讨论历史，希望从历史，也就是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角度来讨论这些问题。 二 《宅兹中国》有一个副标题，叫“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虽然我这本书里也涉及亚洲、东亚、东海等等，但大体上我聚焦的是“中国”，就算是讨论日本关于神道教的争论、日本关于满蒙回藏鲜的学术史、讨论朝鲜的史料中的一些问题，其实也还是聚焦在中国的。不过，什么是“中国”？这是一个看上去普通，却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为了讨论什么是“中国”，不得不涉及“周边”，通过“周边”——现在时髦一些叫“他者”——的眼睛、资料、视角来看中国。比如说，十七世纪以后，东亚诸国的彼此认同和互相排斥，就涉及民族、国家和历史；而民族、国家和历史的自我认识和他者认识，又会涉及一国和周边诸国的关系；而周边的话题，又牵出来如何理解中国和亚洲的关系；既然讨论中国和亚洲，又会讨论到疆域、族群和历史等问题。 你也许会说，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些问题吗？你看，有人讨论“天下”，有人讨论“帝国”，有人讨论“多民族国家”，有人讨论“知识共同体”，是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多少有些担心，我的论述方式会被误解的缘故。现在的一些讨论，其实，常常是先引入洋人的一些概念工具，用这些概念工具去重组中国历史、文献和资料，把这些“抽取”过的材料推导出一些宏大的结论。你知道，现在讨论“想象的共同体”、讨论“帝国”、讨论“超越民族国家的区域研究”、“认同的政治”，都是很时尚的，看上去他也是在讨论中国问题，实际上，这些论述多来自西方，而有时候讨论者的眼睛也瞟着西方，看看人家的反应。坦率地说，有的人不大有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背景和学术基础。用我们过去的说法，这叫“以论带史”，一方面会给国人以误导，觉得这是在讨论历史，另一方面它会把中国历史整编到西方的一些时尚大论述中去，让洋人觉得这就是中国。 我很担心。 三 你问我，我的论述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却又必须回答。 我自己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主要是通过两个历史的角度去讨论的，一个是文献资料中所见的思想史，一个是关于这个问题本身的学术史，而且也许还会针对这些话题，逆着这些风气，重新进行论述。比如，这本集子里最早的一篇写“亚洲”的文章，就是有很强的论辩性的，因为当时我觉得，有的中国学者急匆匆地跟着日本、韩国学者，去讨论所谓“亚洲文化共同体”，或者“亚洲知识共同体”，也许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我记得那一年，在台湾大学开会的时候，就争论得挺激烈。我总觉得，如果我们对日本人从明治以来常常使用的“亚洲”一词不加检讨，对日本学界使用“亚洲”作为空间单位来写历史的学术传统不加了解，就会被一种“抽取出来的概念”误导。所以，这里首先需要的就是文献资料的研究和学术史的清理，什么是“亚洲”？为什么会“从亚洲出发思考”？为什么“亚洲”可以成为一个历史空间？中国为什么不太有“亚洲”的连带感而日本却有？如果仔细梳理日本习惯使用的“亚洲”这个历史概念，你可以看出，一方面日本从明治时起，关于“亚洲”研究或者“东洋”研究就伴随着现代性的知识背景，另一方面使用“亚洲”作为历史单位，也有日本的国家主义、扩张主义的政治意图。我当时的疑问就是，你怎么能把这些背景都剔除了，去谈“亚洲”呢？这些问题都必须从学术史出发去清理，才能讲得清楚。 我相信，最近这些年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将是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中国与周边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如何相处。我们已经遇到很多麻烦，比如高句丽问题、钓鱼岛问题、西沙南沙问题、新疆东突问题、西藏及藏传佛教问题，甚至还有琉球问题等等。政治上的麻烦，当然应当由政治家根据国际法去处理，可是你也可以看到，有人相当轻蔑历史知识却动辄讲“历史”，有人凭策略需要和政治感觉应对，时而软时而硬，在这些问题上，既不会把历史疆域与现实领土问题分开，也无法讲让周边都接受的道理。可是，还有些学者虽然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意义，也特别想介入这些领域，可是，他们要么一下子就落入带有政治意识形态性的论述，不是学术立场的讨论，要么一下子就投入时髦理论的窠臼，拿了大理论大概念说一些空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