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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彝走廊古代通道的基本特点 赵心愚 “藏彝走廊”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一个民族学概念。针对以民族为单位一个个分别进行研究存在的局限性，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民族研究要注意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需要从整体上去客观把握，并主张“最好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研究”.所谓“藏彝走廊”,即费孝通先生经过宏观思考后具体提出的八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区域之一。 以今天的康定为中心，藏彝走廊大体北起青海东部、甘肃南部，中经川西、藏东及滇西北高原，南至西藏东南部，多处于青藏高原的东缘地带。分析这一地区已有的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和有限的史籍记载，我们可以发现藏彝走廊古代通道存在着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第一个基本特点是，藏彝走廊古代通道数量较多。所谓数量较多，是指走廊内的古代通道绝不是一条或几条，而是纵横交错有若干条。正是由于存在众多的古代通道，东起青海东部，南至西藏东南部这一广大地区才成为一大民族走廊。 根据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资料分析，可以认为从河湟地区经青海南部到西藏东北部，换言之，也就是在藏彝走廊的北面应当有着不少重要的古代通道，一些古羌人先后经这些通道往西迁徙，其中的一些在西迁后又从青海南部、藏东北地区的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甚至怒江的上游或源头地区由北往南沿流域迁徙。这些迁徙路线，都应是藏彝走廊中重要的古代通道。 因此，几大江河间也有众多交通线，构成了跨流域的横向的（由东向西或由西向东）众多古代通道。几大江河流域间石棺葬文化存在的不少共同点，十分有力地证明藏彝走廊内这些横向古代通道的存在。 藏彝走廊内出现数量较多的古代通道与这一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有关。这一走廊所处地区总的地形为西北高、东南低，区域内不但山多，而且河流多，呈两山夹一江或两江夹一山的态势。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几大江河及众多支流的河谷与无数的山口，均成为古代不同民族及部落间相互往来或迁徙的天然孔道，无数交通线由此逐渐出现。古代民族部落通过这些交通线长期往来，走廊中纵横交错的一条条古代通道便因此形成。 第二个基本特点是，藏彝走廊古代通道中南北向通道更为重要。分析西南一些民族的民间传说及考古资料，可以发现在纵横交错的古代通道中，纵向的也就是南北向的通道更显得重要，其发挥的作用也更大。在西南一些民族的传说和送魂路线中，都提到祖先原居住在北方，后才沿江河往南迁徙。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与河流有关的迁徙传说在这一地区的考古资料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分析石棺葬考古资料即可发现，众多的石棺葬群多分布在几大河流及支流两岸的台地上，远离河流的石棺墓葬几乎没有。两方面材料充分说明，在所有的通道中纵向的古代通道更显重要。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古羌人往南迁徙便多是沿南北走向的河流南下，并且较长时间居住在江河两岸或上下活动于流域之内，这就使纵向的古代通道在藏彝走廊中更为重要，发挥的作用也更大。 第三个基本特点是，藏彝走廊古代通道形成后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藏彝走廊内古代通道的形成，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时代首先是与自然条件有关，但其地位与作用的变化，却与走廊内部古代民族的活动及走廊外部的民族活动有关。分析民间传说及考古资料，可以发现由于冲突、战争及相互对峙等原因，走廊内有些古代通道形成后又改变走向，其地位与作用也相应下降。古代民族的活动不可能停止，因而古代通道的变化是不断发生的。南北方向的古代通道在藏彝走廊中更显重要并不是什么偶然的原因所致，也不是人们因当时无法用文字记载而留下了与历史有出入的记忆。经分析可以发现，这是古代民族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中进行迁徙等活动的必然选择所致。 譬如，通过对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资料及文献记载，可以看出藏彝走廊中这一重要通道后来出现重大变化，之后再南下的古代民族已不能沿这一通道进入平原地区。这种变化的出现显然不是由于自然条件出现变化，而是与蜀族的发展及之后秦经营巴蜀的活动有关，尤其是秦的势力进入成都平原后，使古代民族再沿这一通道南下进入成都平原不再可能。这一通道南端受阻后，继续南迁的古羌人到达今四川茂县、汶川一带后便折而向西，一些部落沿杂谷脑河到今理县一带，有的再往西进入大渡河流域。这一变化出现后，这条通道的地位、作用也就相应出现了变化，这也可能是其他纵向通道形成及发展的原因之一。当然，其他几条纵向通道的形成、发展当主要与青藏高原上古代民族的活动及后来汉藏民族势力的拓展有关。分析西南地区一些民族的民间传说、送魂路线及石棺葬考古资料，可以认为几大河流间跨流域的东西向古代通道的变化也应与走廊内部古代民族的活动有关。 通过今天西南各民族的史诗传说，尤其是一些民族的“送魂”传说，可以认为两大流域间一些古代通道的变化与这种同一古代民族内的不同支系部落间的冲突也有关。由于强敌挡道，有的部落只得跨流域迁徙，开辟新的交通线，翻山越岭到另一地区去寻找生存空间。尽管文献中缺乏这方面记载，但有理由认为，这种不同支系部落间的冲突应不少，由此出现的跨流域迁徙也就十分频繁。这些频繁的跨流域的迁徙活动，催生了不少新的交通线，应是东西向古代通道出现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战争、冲突引起跨流域迁徙活动外，还有与古代民族部落间生活必需品的交换有关的跨流域活动。任乃强先生曾专门论述食盐引起的古代民族间的跨地区活动，这种活动涉及的面并不小。尽管这种跨流域活动规模要小于整个或若干个部落的集体迁徙，但其持续的时间却相当长。当民族分布情况发生变化后，这种与交换有关的跨流域活动路线也相应变化，因而这也应是东西向古代通道不断变化的重要原因。由于古代民族及部落间的情况不断变化，导致藏彝走廊内的古代通道也不断变化，一些通道在一段时期内可能十分重要，但后来却无关紧要了，甚至被人们遗弃、忘却，而另一些通道原本不太重要，后来却发展成为重要通道。 藏彝走廊古代通道的特点应很多，但我认为最基本的应有上述三个。上述三个特点之所以称作基本特点是因为它是随这一民族走廊的形成而出现的，而且长期存在。 作者简介：李绍明，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四川成都 610017;石硕，四川大学教授，四川成都 610064; 黄树民，台湾中央研究院教授；赵心愚，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四川成都 610041. （本文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1期第14~2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