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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成为一个暧昧而沉重的字眼，它被认为是贫穷、愚昧、落后的代名词，是被时代遗忘的角落，又是改天换地的对象。作为一名从农村“提着笔杆子进城”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熊培云，自然对农村充满了感情，然而在他的新书《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他更愿意用“乡村”一词，而不是“农村”。他说，相较于“农村”“农民”，“乡村”有着更多诗意与温情，它装载乡音、乡土、乡情以及古朴的生活、恒久的价值和传统。 上个世纪80年代，还需要填写家庭成份的时候，我在表格中填是的：知识分子。当时颇有一丝自豪。其实追根溯源，父亲的家庭成份是农民，他是第二代农民，1959年进城读大学而离开农村，所以我应该是第三代农民。 “农村”和“农民”这两个词何时成为蔑称?我企图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里寻找答案。 中国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农村史。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总与打破既有土地分配格局有关，而20世纪的中国革命，平均地权既是革命者的最初梦想，也是动员农民拥护并参与革命的手段。正是因为没有重视与落实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因为不明智的土地政策，成为蒋介石失去了农民支持的重要原因，进而失去了整个大陆。 动员和依靠农民，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胜利的新政权，却并没有解决好农民的问题，而尚有一系列制度积弊需要改革，其中最被诟病就是户籍制度。作为一名城里人，我也一直对户籍制度耿耿于怀，其实户籍制度最大的牺牲者还是农民，农民从此沦为二等公民，因此也有了“农转非”一词。50年代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实际上是对农民的“掠夺”，“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让他动弹不得，永远种粮食这种方式来实现资金积累”。 1961年，刘少奇谈到农民为工业化承受的负担时说：“现在地主阶级被我们打倒了，实际上是城里人跟农民争饭吃，争肉吃，争油吃，争鸡蛋吃，争棉花，争麻，等等。很多东西统统被收购起来，农民很不高兴。这样一来，就使工农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这种农村反哺城市的政策一直持续到现在。书中还提供了一个材料：2005年，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政府补贴给本国农民的钱只占本国农业总产值的6%，而欧盟诸国平均是34%，美国是20%，日本是58%，韩国是64%。 中国农村在转型期的凋敝更是令人担忧。在我的老家，六七户老宅只有一位老人留守。去年，一个朋友跟我讨论《农民的终结》一书时，也提到了熊培云兄在书中提出的观点，中国城市化如果消灭了乡村，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终有一天，从农村走出去的知识分子会愿意回到农村居住的。“正如你的父亲一样。”朋友说，“但等到更多的人像你父亲一样，愿意回到农村，他们会发现已经没有了宜居的乡村环境。”当时，我的父亲正着手回老家修建一栋乡间别墅，更多的人对父亲要回农村居住表示不解。 正如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再版时写的：“村庄现代化了，人又多起来。在某些季节，城市人大量涌到乡下来，如果城市离得相当近的话，他们有时甚至会在乡下定居。退休的人又返回来了。”这也是熊培云给中国乡村复兴开出的方子：反哺与回流。 没有乡村的现代化是畸形的现代化，而现代化的乡村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