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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6点多钟，从电话里得知了先生离去的消息。一时有些发木，心想怎么会？6号去看望他时，还听他说了不少话，虽然明显地感到先生的衰弱，但因为听钟怡老师说那天的状态比前几天好，心中真祈望是转机又一次出现了，因为先生的生命力一直那么旺盛顽强。与先生有关的情景，远远近近的，奔至沓来。 几年前，先生在我心目中还是一个有些遥远的名人。因为大学是在南方读的，没听过先生的课，而且早先的专业是世界文学，对民俗学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对先生的影响和贡献只能算略知皮毛。记得有一年，学校的周报搞了一个“学者写真”栏目，写先生的那一篇，说这样一位世纪老人在校园里策杖而行，是师大的一道人文景观。以后在路上见到先生，总会想到这几句话。但那时只是远远地景仰而已。 后来工作发生变化，教外国留学生汉语的同时还兼开中国风俗文化课，对民俗学由疏远到亲近，1996年考到先生门下读博士。当初报考时，对这个学科的了解实在浅薄得很，跨进门来才知道自己有多少欠缺，这几年的日子过得不轻松。但现在回想起来，真很庆幸当初的大胆决定，因为它对我的意义决不仅仅是获得一个学位，先生的嘉言懿行，让我感悟到什么叫生命的质量，感悟到善良、真诚、执着这些看似普通的字眼，融化贯穿在一个人一生中，能够产生多么不平凡的力量。 不止一次听人问我：“钟先生那么大岁数了，他带学生也就是挂个名吧？”如果真是这样，也没有什么说不过去，以先生的高龄和贡献，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颐养天年。但他不是。第一次领略先生的“厉害”是面试。记得当时共有14个考生，分上下午两场，先生一个个“过堂”，而且从他提问中感到，他一定细读过每个人的材料，因为他的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我是倒数第二个，先生说话时精神矍铄，思路清晰敏捷，那年他94岁。 学的第一门专业课是先生讲的“民俗学理论与民俗学史”，一学期的讨论题目是先生亲笔拟的。第一次上课，印象最深的是先生在讲学无止境时说：“我如果在70岁的时候死掉的话，我没有现在的水平。”后来常常听先生推荐某书可读，有不少是刚刚出版的。有的作者的年龄应该是先生的孙辈。 这些年因为是在职学习，中间还有两年多公派出国工作，聆听先生教诲的时间比其他同学少，分心的事却又太多，与先生众多出色弟子相比，始终自惭不够上进，没有太多的成绩可以拿去见先生，去先生那儿的次数也许是同学中最少的，毕业论文也未能在先生在世时最后完成。6号最后一次见先生，他还在挂念请哪些专家作我的答辩委员……我为什么会留下这么多遗憾呢？我用什么来弥补？ 等到八点过后，打电话给我的几个老师——也都曾是钟先生的学生，告知这个大家都不愿听到的消息，我尽量细致地给老师们叙述最后一次去探望时的细节，也许是想借这种方式纾解心中的万千思绪，但泪水却渐渐地涌上来。先生不在了，我们要多长时间才能习惯这个事实？ 站在窗前，看晨曦慢慢散去，一轮冬日的太阳静静地把光芒撒向大地。一位曾在百年间无数次迎接日出日落的大地之子，没能看见今天的太阳。 可是，他用自己的赤诚与智慧，擦亮了无数的眼睛，他身体力行并启迪后人去追求真理，去发掘蕴藏在人民中的文化财富，他在许多人心中，有着与太阳一样的温暖和光亮，他的生命能量在他所献身的事业中、在他的学生身上延续，他因此而永恒。 想准备100枝红色的康乃馨，献在先生灵前，来纪念先生百年常青、百年炽热的人生。 2002年1月1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