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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都市民俗学的发展历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作为与乡村民俗学相对应的“都市的民俗学”;90年代，以“都市民俗”为研究对象的“都市民俗的学”;21世纪以来，作为学科建设和范式转型层面上的“都市民俗学”。中国都市民俗学在30多年的发展历程呈现出整体性特征：大都市中心主义、经验研究取向以及学科化趋势。中国都市民俗学是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蕴含着一条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发展主线：从“空间划分”到“时间介入”再到“时空交汇”。 关键词：都市民俗学;乡村民俗学;都市民俗;学科建设;研究范式 自钟敬文先生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都市民俗学”以来，都市民俗学在中国经历了一个提出、推进以及深化的过程。30多年来，经过几代都市民俗学者的不懈努力，都市民俗学逐渐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得到民俗学界的普遍认可。本文回顾了当代中国都市民俗学的发展历程，并论述中国都市民俗学发展过程中的整体特征与逻辑演进，进而勾勒出中国都市民俗学发展的完整图景。 一、20世纪80年代作为与乡村民俗学相对应的“都市的民俗学” 传统民俗研究是一种以乡村为底色的民俗学研究，其问题意识、研究对象、分析进路以及理论范式都是在以乡村为主体的地域空间内展开的。也就是说，从发生学意义上看，民俗学研究默认为是一种乡村民俗学研究。1982年，钟敬文先生在上海指出：上海可以把都市民俗研究作为重点。[1]1983年，钟敬文先生在中国民俗学成立大会上再次强调：搞民俗当然着重在广大农村，但是，我们也不能排斥对现代都市民俗材料的搜集和研究。[2]从钟敬文先生对都市民俗学的论述来看，80年代的都市民俗学主要是作为乡村民俗学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是一种基于空间类型分野的“都市的民俗学”。 80年代初都市民俗学的提出有着国内国外双重背景：一方面，随着民俗学学科的重建，都市民俗学既是中国民俗学外在学科规划的结果，也是内在知识体系分化的要求;另一方面，中国都市民俗学也受到国际都市民俗学思潮的影响，这其中，尤其受到了日本和美国都市民俗学研究的影响。早在20世纪60年代，都市民俗学开始在美、英、日等国兴起，其研究对象开始从乡村转到都市，并集中对都市中车夫、流浪汉等底层群体研究。首先从理论上对都市民俗学进行肯定的是美国民俗学家理查德·多尔逊和阿兰·邓迪斯。他们认为，“民俗之‘民’应从乡下人扩大到搬进城里的乡下人及城里人的任何群体：军营、校园、运动项目爱好者、计算机程序设计员等等都有自己的民俗”[3]。这一观点极大的促进了都市民俗学研究。80年代初，国内一批学者将阿兰·邓迪斯等西方都市民俗学者的学术专著引进、翻译到国内，国际都市民俗学思潮也借此得以在中国民俗学界传播开来。在国际国内双重背景影响下，中国都市民俗学呼之欲出。而且，从历史的角度看，都市民俗学不仅是现当代学者的学术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就存在大量的对古代都市风俗习惯的描写与总结。古代的都市民俗典籍固然不是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但古代都市民俗典籍却为80年代初中国都市民俗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支撑与话语动力。从一定意义上说，80年代都市民俗学的提出也是对中国古代都市民俗知识谱系的传承与延续，是中国都市民俗学学脉自身演进的结果。 这一时期，乡村民俗学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相比，而都市民俗学的研究成果则零星的散见于几种专业类民俗学刊物上，其中，学界公认的较早的一篇都市民俗学论文是莫高于1986年3月发表在《浙江民俗》上的题为《中国都市民俗学研究刍议》的学术论文。1988年，由陈勤建主编的《当代中国民俗学》一书中分别收录了乌丙安、陈勤建合作论文《我国都市民俗研究的新课题》[4]和曲彦斌撰写的《乡村语言和都市语言》[5]两篇都市民俗学论文。同年，杨宏海于《民间文学论坛》发表《试论深圳新民俗文化》一文。[6] 统观这一时期中国都市民俗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集中讨论都市民俗学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都市民俗和乡村民俗比较研究以及都市民俗的形成原因、表现形式及其发展趋向。80年代，学者们对都市民俗学的理解大多限定于“都市的民俗学”，即将其理解为与乡村民俗学相对应的都市空间范围内的民俗研究，都市民俗学被看成是一种基于“乡村——都市”二元对立空间划分范围内的学术研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一方面，这是由于都市民俗学(包括整个民俗学界)处于起步阶段，势单力薄，学科发展不成熟所导致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时代条件所局限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实行严格的城乡二元分治制度，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一种“城乡对立”思维惯性，这直接影响到了民俗学的类型划分。80年代开辟的“都市的民俗学”研究路径直接影响了90年代对“都市民俗”进行的民俗学研究。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都在主观上都得到90年代都市民俗学者的响应，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都市民俗学的研究进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