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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以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先后启动《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中国节日志》、《巴蜀全书》、《子海整理与研究》、《东北古代方国属国史》等一批大型文化研究项目，将其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予以资助，旨在组织全国相关领域专家学者集体攻关，发掘和保护我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提升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本版专题介绍上述项目。 梵文研究的学术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 黄宝生 《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承担。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整合院内一些研究所中与梵文相关的学科研究人员，成立了梵文研究中心，实施这个项目。我们之所以勇于承担这个项目，是基于对梵文研究的学术意义的认识。 梵文是印度古代通用语言。印度和中国同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梵文文献和古汉语文献一样是留给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中国和印度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印度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汉地，译经活动随之开始，自东汉至宋代，历时千余年。同样，佛教自7世纪传入中国藏族地区，译经活动持续至17世纪，也历时千余年。佛教在印度本土于12世纪消亡，大量的梵文佛经也随之流失。而中国却以写本和雕版印刷的传承方式保存有卷帙浩繁的佛经汉译本和藏译本，堪称世界古代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奇观。 印度佛教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下根，长期与中国文化交流融合，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汉文化而言，最终形成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干的儒道释文化复合体。汉译佛经和中国古代高僧的佛学著述合称为“汉文大藏经”。它们与儒家典籍和道藏共同形成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 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我们必须重视对这些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着手编辑《中华大藏经》，已经出版了“正编”。其文本采取影印的方法，并依据历代多种版本，列出“校勘记”，但没有同时进行标点工作。这是因为佛经的标点已成为中国古代文献整理中的难点，不能匆忙地全面进行。在汉文大藏经中，包含有大量汉译佛经，绝大多数译自梵文。因此，为了提高佛教典籍的整理质量，应该培养一批通晓梵文的人才，参与佛经的校勘、标点和注释工作。 利用梵文佛经与古代汉译佛经进行对勘研究，有助于读解汉译佛经。佛教义理体现印度古代思维方式，尤其是大乘佛教的中观和唯识，更是体现印度古代哲学思辨方式。它们有别于中国传统的理论思维形态。而汉译佛经的语言对于现代读者，不仅有古今汉语的隔阂，还有汉译佛经受梵文影响而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变异，更增添一层读解难度。然而，通过梵汉佛经对勘，则可以针对汉译佛经中义理和语言两方面的读解难点，用现代汉语予以疏通和阐释。 梵汉佛经对勘研究也有助于读解梵文佛经本身。对于印度和西方学者，梵文佛经的读解也是印度古代文献研究中的一个难点。而运用梵汉佛经对勘，则能为扫除梵文佛经中的一些文字障碍提供又一条有效途径。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梵藏佛经对勘。这也是国际佛教学者在编订梵文佛经校刊本时，注重利用汉译和藏译佛经的原因。而在利用汉译和藏译佛经资料方面，中国学者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果我们能在梵汉和梵藏佛经对勘方面多做一些工作，也是对国际佛教学术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也注意到，近二三十年中，国内汉语学界出现了一个称之为“佛教汉语研究”的热点。古代汉译佛经受梵文佛经影响，主要使用白话文体，较多采用口语用词，同时在构词、词义、语法和句式上也受梵文影响，在语言形态上出现一些变异，而有别于传统的汉语。这种特殊的语言现象需要汉语学者认真研究和诠释。如果通晓梵文，直接运用梵汉佛经对勘研究方法，就方便得多，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暗中摸索和无端臆测。如果假以时日，中国学者能在大量的梵汉佛经对勘研究的基础上，编出佛教汉语语法和词典，那么，不仅拓展和充实了中国汉语史，也能为现代读者阅读和研究汉文佛经提供方便实用的工具书。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佛教只是印度古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印度古代有三大宗教:婆罗门教、佛教和耆那教。除了这些宗教的文献外，梵文文献还包含史诗、神话传说、寓言故事、诗歌、小说、语言学、诗学、哲学、律法、天文学、医学和其他科学著作，浩如烟海。总之，印度古代文化是一座宏大的宝库，中国需要培养更多的梵文人才投身其中。唯有这样，我们才无愧于中印两千多年文化交流史的悠久传统。 《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这个项目正是适应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中这方面的学术需求而设立的。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必须全力以赴。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启动实施，主要开展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加紧培养梵文人才。我们准备在今年秋季开设一个梵文研修班，学制三年，教学目标是让学员达到能阅读梵文原典，直接利用梵文资料从事相关学科的研究，为此我们编写了一部《梵语文学读本》作为教材。同时，我们组织现有的梵文研究人员从事课题研究。近几年中的研究重点，一是梵汉佛经对勘研究，二是印度古代哲学经典翻译和研究。 梵文研究这条学术道路是艰辛的。《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这个项目的设立给予我们强有力的支持，也增强了我们的学术使命感。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兢兢业业，认真实施这个项目，中国的梵文研究前景是充满希望的。 弘扬节日文化 传承中华文明 ——记《中国节日志》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 李松 节日作为人类生活秩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伴着人类发展的不同时期，与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不同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人与自身之间建立起有序的联系。作为文化的秩序，节日不但是社会组织、价值体系和群体标志的彰显与构建，更是联系历史与未来的纽带。它积淀着人类的文化创造和生存智慧。 但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传统节日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功能逐渐萎缩，同时也面临着迅速消逝和同质化的危机。近年来，党和政府将保护和弘扬中国传统节日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节日志》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这是从国家层面全面搜集、整理和辑录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节日志》规划用5年的时间，完成对中国各地方、各民族现存的代表性传统节日的历史和现状调查。项目运用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艺术学、历史学、文献学等跨学科合作的方式，综合利用文字、图片、录音、录像等现代化记录手段，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进行整体性、多视角的科学记录，力求客观、全面的反映节日文化的历史沿革和当代变迁。从而挖掘、保存、传播一批优秀的民族民间传统节日，保存中华节日文化基因，为国家文化保护和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依据。 《中国节日志》将为200个左右的我国各民族传统节日著书立志，完成2000余篇田野和专题调查报告，成果方式将以“中国节日数据库”、《中国节日志》大型系列丛书、《中国节日影像志》、重大节日专题研究报告、节日研究论文集等方式呈现。《中国节日志》全国编辑委员会由数十位专家学者组成，周巍峙任主任，孙家正、蔡武、王文章、冯骥才等任顾问，刘魁立、宋兆麟、徐万邦、李松等任副主任，中央和地方院校、文化系统研究院所将有上千位专家学者直接参与项目研究。 《中国节日志》立项启动以来，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截至目前已有65个《中国节日志》(文本)子课题获准立项研究。“中国地方志节日文献数据库”的数据采集工作已经完成，共整理方志3197种，形成数据条目40058条。北京、山东、云南、四川、河北五省市开始《春节卷》的编撰工作。《姊妹节》、《鼓藏节》、《卯节》、《巍山彝族二月八》、《江西石邮春节》等节日影像志拍摄完成。分别在云南大学、山东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建立了节日文化研究的工作基地，节日研究工作网络初步形成。 《中国节日志》从项目设计理念到组织实施都体现了极强的创新性。首先，项目的设计强调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整体性把握，强调整体性研究;其次，项目着眼于对节日文化的图、文、音像、网络的立体化记录和传播，其成果形式将运用影像技术、数据库技术；第三，坚持对节日的动态关注，注重在历史探究和处于不同社会发展水平的现状记录；第四，充分吸纳了人类学、民俗学、艺术学等相关学科的前沿理论，强调跨学科合作和全方位呈现。 节日文化是综合性的文化现象，对它的研究也不是哪一个学科的专属。在节日中，有戏曲、舞蹈、民歌等多种艺术形式，有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研究视角。多学科参与，是对节日文化进行完整、专业记录和研究的前提。《中国节日志》项目研究对象复杂、学术理念新颖、工作机制创新，必须要先行试点。我们也正是经过多年的试点，才得以稳定了当前的体例和机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