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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重述中的文本生成 上文呈现的是笔者所经历的口头文本向一则书写文本的转化过程，因不懂彝话，所记录之言依据的是翻译H的普通话版本，这一书写文本可称之为是“源于口头的文本”。接下来将尽量补充这一文本转换过程的细节面貌，并尝试说明其特征。 首先，文本生成不发生于传统讲述空间中，这是一次当地人叙事传统的非传统叙述。在常态讲述中，这类叙事“具有明确的观念主题，祭什么神，就念诵相应的祭辞、神话、创世史诗”，情境性、内聚性及其能在“讲述者——听众”中产生的神圣性是其显著特征。上述文本的诞生显然与此不吻合，而是基于另一种类型的讲述而“生成”。讲述时间为2010年8月25日，讲述地是一带篷的农家小院。讲述气氛严肃和安静，但并没有仪式或祭祀活动的发生，不是一个面向神圣存在和内部民众的讲述空间。贝玛们在此次活动中的讲述难言神圣，态度的拘谨和讲述的中断表明着他们的不从容。而作为他者，笔者和其他参会者的态度、行为也确定着其世俗的意味。 讲述过程中，韵文讲述和散文讲述交替进行，一则完整讲述中的同一段落单元被不同类的讲述者分别叙述：贝玛、当地翻译、外语翻译等。在这一过程中，贝玛们和翻译们的区别较为明显：翻译者是散文体叙事，贝玛则是相当程度上的吟诵体叙事。翻译H在散文体叙述中有手势配合，比如讲到兄妹穿针验婚时，会做出细致的穿针引线动作，讲到天神旨意时，手指向天，身体和目光始终朝向外来者，这或者与其人民教师的社会身份有关，与其并非是民俗生活中的既定讲述者有关，也与其对讲述对象的较清楚认知有关，总之他对这样的讲述方式有着更好的适应性。而几位贝玛几乎是面无表情的吟诵，和观众无眼神交流，无手势，拘谨之色明显。英语翻译和日语翻译的讲述，是在翻译H之后进行，不直接作为环节出现在讲述的整体过程之中，声调极轻，讲述内容只有大纲，细节并不完全。 其次，从贝玛讲述到笔者的书写文本形成，有着本土和外来人员的共同参与，充满着不连贯和多重建构性。 这是一次被干预的讲述。一方面，贝玛和翻译的讲述交替进行，又因考虑到会议时间安排，贝玛的讲述可说是戛然而止，有一位甚至都未开口，一直静坐。另一方面，整个过程中，听众多次打断当地翻译，询问信息的不清晰之处。比如英文翻译有几次询问当地翻译所说内容到底是什么，有时因听不懂当地翻译的部分语词，出现误译，如“虱子”这一在叙事中出现的语词，因同音的缘故，英文翻译便在半信半疑间译为“Lion”，笔者目睹该过程，推测英文翻译是在对内容的质疑之中完成此段复述。有时，叙事内容也因学者对兴趣点的追问被额外增加，就笔者的书写文本结构来看，兄妹俩的名字，后代的数量和名称等，就具有较强的协商性。 因为语言障碍，“贝玛→翻译→学者”的三重叙述是基本的交流格局。经过几重叙述之。后，记录者书写的可能是多个有区别性的文本(节奏不同、语词不同等)。多样性的叙述者也构就了不单一的交流模式：既在讲故事，亦在听故事;既在听故事，也在写故事。从文本生成的纵向结构来看，各重叙述间的不均衡也是存在的。前半部分中贝玛和翻译交替叙述，充满细节。后半程中翻译H独自一人完成的讲述就更倾向于强调故事大纲。前半部分的有声讲述包括彝话、普通话和日语、英语，既有韵文又有散文，后半部分的有声讲述只有普通话和日语、英语，均以散文方式呈现。可以说，不同的表达主体，不同的表达形式使得这次讲述的散发式特点较为明显。从坐席形状看似乎贝玛是中心，但随着讲述过程的推进，听众和记录者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被动者和接受者。 贝玛的讲述，同时传递给了翻译和学者群，但关系却不尽相同，“贝玛→翻译H”是本土讲述，这则叙事内在于他们共同的民俗生活中，最低限度当地翻译能听懂。在“贝玛→翻译H→中国学者和通晓汉语的韩国学者、(日语和英语翻译)日本学者和美国学者”中，学者们都听到了贝玛的讲述，却是在翻译讲述之后，才最终完成文字叙述。基于“洪水兄妹婚神话”这一共同的学术范畴，作为他者的学者们建构起对贝玛和当地翻译之章句叙述的认同，而贝玛们可能对学者的知识表述了解甚少，显得颇为陌生和区隔。 再次，整个讲述中，多个口头文本间，以及从口头文本到书写文本的过程，还可理解为是从同质讲述向异质讲述的转换。 口头讲述早发于他者的文字讲述，或者说，他者的文字讲述是源于贝玛和翻译的口头文本。然而，口头文本和书写文本之间的关系还不止于先与后，也不能简单称书写文本是口头文本的记录和再现(这是很难企及的)。在文本的诸多特性上，譬如从诗性讲述到散文讲述，从口头讲述到文字讲述，从历史时间之外的神圣讲述到历史时间内的世俗讲述，两种文本在质性上的转变是明显的。 比如，讲述语境并不具神圣性，但可能由于惯性的难以完全避免，贝玛们讲述时声音低沉，是一种近似吟诵的语调，他们并不只是在讲一则“故事”，其语言韵律、节奏都参与到文本内容及意义的建构之中。在当地翻译的讲述中，散文式语言讲究衔接性，有着清晰的因果逻辑，确实有着对一则“故事”的情节描绘。显然，从贝玛到当地翻译，尽管都是口头语言，一用彝话，一用普通话，但从诗性语言转向了散体语言，从注重倾诉转向了实现完整故事的输出。贝玛的口头文本和翻译的口头文本之间，已然是异质的文本讲述。 又如，从贝玛、当地翻译的口头讲述到笔者的书写文本，所呈现的又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异质性。一方面，叙述者的在场和转化是很明显的，在共时的讲述空间中，口头文本的叙述者是可见的，是那个或那几个，是多重叙述者;当转换为书写文本之后，在一个故事文本的封闭空间内，若非额外的说明，叙述者是隐身的。另一方面，从一次性或瞬间消失的口头语言到稳定性的书写语言，从提供听觉、视觉双重阅读的口头文本到依靠对文字想象来获得意义和享受的文本，与口头语言一道参与内容建构的各种语音、节奏、表情和手势已经逐渐凝固或直接丧失。 再如，从叙述话语看，虽然笔者的书写文本一定程度地保留着口头文本的属性，如方言词语“老实”、“鬼”等的使用。但可看到这个固态文本中展开的故事时间被毫无疑问地纳入了历史时间之中：“三男三女以后继续结为夫妻，从此人类不断发展”，“第六个叫阿则，现在看来是我们彝族中的一个支系，叫‘倮倮’”。在口头文本中，贝玛的吟诵未能持续，无法有进一步的切实对比，但依其吟诵的方式，结合他们的演述习惯，可在较大程度上认为：贝玛的常态讲述并不存在叙事时序和故事时序之间的探讨，每一次在仪式上的吟诵，都是回到了原初的事件之中，每一次的口头吟诵以及听觉、内心的接受都独立于历史或世俗时间之外。这样的独立性显然是此次这般由外而内的组织安排难以达成的，但类似的表演似乎正越来越成为时下的常见情形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